龙川、和平两县建党经过

麦任

1938年3月，省委分配我去龙川县建党，省委一个姓马的同志找我谈话道：  “龙川县现在没有党的组织，连一个党员也没有，你的任务是到老隆去找一个党的同情者，设法在那儿立足，开展工作，逐步把党建立起来。”我想，我是刚从延安中央党校结业分配回广东工作的，这是党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得承担下来。于是毅然答应了。过了几天，姓马的同志再来找我，交给我一封信，说信是一个同志写的，介绍我到老隆去找黄用舒，说黄是党的同情者，在老隆是个大乡绅，系国民党大官员黄强的兄弟，现在老隆师范任教，并是一个百货店的股东，要我通过黄用舒在老隆找好立足点后立即写信告诉省委，以便于联系，给我定好联系暗号和地址，给了我路费并详细告诉我去老隆的途径和方法。

去老隆是从广州乘长途汽车去的，国民党的官办公路破破烂烂，汽车也是破破烂烂的，从广州到老隆得分两天走，头一天从广州I乘车至河源县城，在那儿住一晚，翌日消晨从河源过江，再乘从河源到老隆的车。去河源的汽车消晨从广州开出，一路上破车在破路上跌跌撞撞的前进，走到博罗县桂山一脚上，竟同迎面而来的一辆货车相撞，车上一个乘客被撞断了一只手臂，我具是捏了一把汗，原来那个断臂乘客的坐位，一路上是我坐着的，后来半途有人下车，我才挪到别的较舒适的坐位上去，幸免于难，我不禁暗叫马列在天之灵．否则出师未遂身先残，该有多大的例霉啊!那个出啦的司机却乘乱逃跑了．把一年乘客抛在荒野的桂山脚下，那时已是下午4时左右，乘客们个个叫苦连天，后来遇上另一客车，把情况告诉河源汽车站，才派车来把我们送到河源，到河源时已是掌灯时刻了。在河源的小客栈草草住了一夜，翌晨消早过汀乘车去老降。中午抵老隆。按地址在横街一问百货店里，找到了党的同情者黄用舒，他看了介绍信后，待我还算热情，把我安顿在百货店暂

住。我盘算着我来到这个远离省委领导全陌生的小镇上工作如何开展呢?我觉得首先应抓紧紧了解情况和了解黄用舒其人，经过几天的工作，初步了解到老隆是龙川的一个镇，距龙川县城(佗城)20里，沿东江而上是和平，下游是河源、惠阳．故是东江上下游物资的集敞地，镇上约有200家商店，看不见工业和手工业．虽然不时会有警报，但日本飞机还没丢过炸弹，镇上有个抗敌救援会，是旧民党官力、机关，仅是挂招牌向商店收钱的机构，镇上没有抗战气氛，连抗战的标语也少见。至于黄用舒，经过几天的接触了解，他仅仅是个同情者，对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怍用，他还带有等着瞧的态度。我原先想抓住黄用舒把他发展为龙川县第一个党员的设恕．看来急切问是不可能实现了。知识分子是开展工农工作的桥梁，于是我要求黄用舒帮助我到他教书的老隆师范去当个小职员之类，以解

决职业掩护和吃饭问题．乘机开展那里的学生和教师工作，黄用舒说那个学校是曾任广东省教育厅长黄麟书办的，那儿的老师多是黄麟书的亲朋或当地的大乡绅之类的人物，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是窑子里的嫖客呢，师范的学生也很落后，还未发现有什么思想先进的人物，黄还表示他在那里还未站稳脚，要介绍我去工作暂时是办不到的，于是我的设想又落空了。我利用在阿货店吃饭、睡觉的机会和几个伙计扯扯，了解到他们都是股东们的亲戚，除了吃店的，一个月每人赚十元八元回去养家，他们忠心耿耿为老板服务，阶级觉悟、民族觉悟，还是很低的。从他们口中我还了解到我凭黄用舒的关系存他们店中吃饭，会引起另一些股东的不满。我现在的处境是职业掩护找小到，工作上连连碰壁，连吃饭也成问题了，要完成省委交给我的任务，真难啊!撤回去向省委诉苦吗?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在延安受了党中央、毛主席那么多的教导，这回出马就打败仗，这象话吗?我再想，抗战以来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与日俱增，广大革命群众都心向延安，心向党，老降这个地方，岂能例外，孔夫子说过“十室之内，必有忠信”。难道老降这个地方，就没有要求革命的志士仁人?问题在于时间短，我还没机会发现他们罢了

我暗下决心要克服困难，去争取胜利完成任务。于是我一再写信给省委报告自己遇到的困难，要求省委寄点钱来给我维持生活。表示自己决心，再坚持下去寻找机会打开局面。省委回信鼓励我坚持下去,并寄6元钱给我暂时维持生活。我向黄用舒表示不再在百货店吃饭了，免得使他为难，并要水他大力帮助我找个职业，不久黄介绍我到镇上抗敌后援会当文书，但声明是义务职，我想有个职业作掩护总比没有好，义务就义务吧，就答应下来了。老隆镇的抗敌后援会，设在镇小学的一个小房间里，委员是区长、镇_长、驻军的头头、大商人、大士绅和校长之类，借这个招牌向商店收钱，平日很少开会，开起会来，委员们个个官腔十足，散会后空无一人。我作为唯一的一个办事员，根本没有什么公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