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抗日形势的急剧发展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龙川的党员发展很快。党员多了，黄用舒的工作更多更忙了。他为地下党员找职业掩护，安排在老隆区政府、学校、电话局、税务所。1940年冬，他索性自筹资金，办一间“星光染织厂”，不仅解决了党员的食宿问题，还成了中共龙川县委地下交通联络站。

自龙川建党到解放战争这10年时间内，黄用舒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在老隆水贝的莲墉乡，建立“外白内红”的革命政权，由优秀的中共党员任国民党的乡长。尽管田民党的部队在老降军臀林立，可是因为有了这条“地下航道”，地下党的指挥员、战斗员、交通员经常来往，携带文件物品、武器，都十分安全。在这些方面，黄用舒起了极大的作用。黄用舒为地下党建立电台，探听敌情；为香港沦陷后来到老隆的文化人及爱同民主人：[=提供方便，特别以老隆区长的名义给廖承忐写通行证，并运送行李；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担保被捕的党员及一些党员的家属出狱；在解放前夕，为一部分游击队伍提供食宿并作掩蔽，都起到别人难以代替的作用。其中情节曲折、离奇、惊险，颇具传奇色彩，就不在这里细谈了。

这里我只想谈谈与我有关的“陶女事件”问题。  “陶女事件”是在国民党反共逆流高潮中出现的。在这期间，廖承志被捕，粤北党组织被破坏，时间为1942年。

“陶女事件”就是由刘波吸收入党的文化水平很低的女子陶五娣，因不满旧式婚姻，党同意她逃婚，由张修带到我老家住过几天，再由张修带去叶潭，在叶潭与人结婚后回家探亲。家人一追问，她就和盘托出，家人向国民党县政府、专署告发有关人员，专署要龙川县政府马上逮捕有关人员，企图一网打尽，彻底破坏地下党组织。龙川县政府马上逮捕了刘波、叶观渭和我3人。

在看守所里，彼此不能见面。本来看守所中，有一位干事是中共党员，刘波叫他通知我快逃走，但来不及通知了。

我一到龙川东坝看守所，国民党县长邓鸿芹打电话给我，说此案是陶五娣告发的。说现在晚了．明天来看守所告知详情。我马上感到，此案八要张修逃脱了，问题就好解决了。县政府就会在这20小时内逮捕张修的，时间紧迫，十万火急，如何通知张修呢?

忽然，黄用舒以老隆区长名义来电话，此时，我刚进看守所，所长邓贵良是老同学，对我很客气，任我与黄用舒随便谈话。我说案了堤陶五逃婚小件，张修曾带她在我老家住过几天。黄用舒知道张修原名张鸿贞，我义说鸿贞在老隆生意难做。快点去别处为好。

黄用舒知道案情及关键所在，马上通知张修逃避，通知党员隐蔽．第二天一早，他从老隆来佗城东坝看守所看我，我把此案及被捕人员的情况详细叙述一遍。黄用舒当众人大声说，这是男女婚姻事件，不能小题大做，诬陷好人。他马上去县政府找邓鸿芹理论，争论得很激烈。

“陶女事件”一爆发，许多党员隐蔽起来，不再与我接触，避免嫌疑，是非常正确的。黄用舒和我交情甚笃，经常在一起，在一般人心人心目中，他是共党嫌疑分子，他应该避嫌，应该隐蔽，但他采取以进为退的方法，不是退下去而是挺身而出，采取朋友义气，打抱不平，拔刀相助的态度，为营救朋友_俪奔走呼号。这样不但博得社会同情，进而把党员身份掩蔽得非常艺术。在重要的关键时刻，黄用舒英勇机智，真令人佩服!

日子长了，黄用舒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反动派警犬的注意，就其中莲塘小学有些已离校师生参加地下党、游击队一事，就足够引起他们的怀疑了。1946年冬黄用舒专程赴港，通过沙杰(黄慈宽)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并说明他自己的处境；领导认为龙川工作重要，用舒的社会条件好，可在龙川继续呆下去，只是对莲塘小学要公开表现疏远的姿态。

黄用舒很注意统战工作，利用他的社会地位，经常与政府、学校、社团的上层人士接触．做他们的知心朋友，赢得他们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