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用舒此人很奇特，他是老隆水贝人，他很能利用黄姓家族的一些关系作掩护。他是中山大学农学院毕业，对蚕桑很有研究。他在老隆当过区长、电话局长、校长等，社会上很有地位。他不抽烟，不赌博，自奉极薄，颇得众望。他追求马列主义，愿意结交新青年，对1928年发生过农民起义的四甲和田心屯的青年学生有特殊的偏爱，认为都是进步的。抗日初期，当麦任同志来龙川开始建党时，他就做了不少的掩护工作。黄用舒的参党，对党的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旧社会，有这样的社会地位和这样的家庭环境出身的人物，能这样热情追求马列主义真理，确是难能可贵。

稍后，参党的仪式就不是一对一了。黄杏文与曾瑞祥入党是在青年书店楼上，由我与魏南金参加，作为介绍人和监誓人，这样是4人一起参加仪式的了。方少逸参党的仪式则是由我介绍，魏南金监誓，3人一参加的， 地点就在老隆平民医院。方少逸的入党问题更好说了。1938年春，我们在武汉时，就商定由他先找党的关系，先入党。他在武汉时，曾写过入党申请书，我还为为他参加过立一些意见。可是因为我们行止未定，组织关系卒之未能解决。以后，我和黄杏文先回龙川找党的关系，他是知道的，所以，方少逸一到龙川， 很快就入了党。

当时，我们有意识地接近黄崇礼和张鹤文，但他们没有参党愿望。我们曾培养张伯良(张炳卿的长子)做积极分子。张国馨当时做龙川县教育科长，在龙川知识界有点影响，他看到我们很活跃，他曾经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他想参加共产党，问有门路没有。但他的态度不坚决，以后他去了韶关，又参加了重庆中训团，参党的问题当然用不着谈了。现在，回忆一下。这一段时期吸收入党的新党员，都是很好的党员，在成份上与1927_1928年暴动年代的党员大不一样。现在吸收的，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大学生、中学生、教师，而且品学兼优，在社会上很有信誉的。有许多做父母的，还希望和鼓励他们的子女跟我们做朋友，跟我们“同阵”。的确，我们这些人在当年不过是20来岁的青年，不怕艰险，艰苦学习，热情纯洁，胸怀大志，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真令人敬佩，令人怀念!经过几十年的考验，这一-批党员确是成长得很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成绩。

我参党之后，因为我有比较好的条件，我就专与上层政治人物打交道，我就不做发展党员的工作了。除了党内的领导层的同志外，别的党员也不知道我的政治面貌。今天看来，这样做法是十分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