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12日，日寇在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仅10多天时间，广州附近各县和东江下游大片国土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特别是广州沦陷后，惠州、博罗地区形势危急。当时敌机轰炸龙川大江桥，不断扫射无辜平民，搔扰后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人人都有国亡无日之感。这时，旅居在广州的大批同乡，包括工人、商人、教师、学生、士兵、公务人员都回到龙川来了。他们以亲身的感受，宣传日寇的强暴。这些都是对我们党开展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有利的客观条件。

当时，地下党正确地了解和执行统战政策，也是有利于开展工作的主观条件。当时，全县民众，不论那一个阶级，那一个阶层，都怕做亡国奴，都同仇敌忾，都是应该动员和组织起来的，但是从统战角度来看，有几个方面却是要特别进行工作的。即国民党的县政府，国民党的县党部，龙川县民众抗敌后援会，龙川自卫队干训班，各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尤其是高中的学生，及一般的上层政治活动人物和开明士绅。此外，还有外地驻龙川机关及当地的驻军等。在抗战初期到1940年前半年，龙川地下党与他们的关系都是相处得很好的，互相鼓舞，彼此谅解。他们对抗日救国工作，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在县政府方面，首先是与县长邓鸿芹的关系搞好，由于我与邓鸿芹有师生之情，而且他一向对我很有好感，所以工作起来，较为方便。这里，先谈一点背景材料。

1928年，龙川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失败以后，邓鸿芹也被捕了，幸好黄麟书在广州把他救出来。邓鸿芹当时与党是怎么样的关系，我不清楚。但据我所知，他出狱以后，他的政治倾向还是好的，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是好的。

1937年秋，我在中大毕业后，回家看祖母，在家里住了10多天，就接到方少逸、冯伯恒的信，邀我到香港去组织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我路过龙川城，见了邓鸿芹，那时他正在龙川一中做校长。我对他说明去香港的目的，他听了大为反对，对我说了一番话。 其实他这番话，是他的政治形势分析的真实思想。

他说，现在抗日战争打起来了，国民党政治腐败，军队没有战斗力，始终要失败的，共产党在西北，打游击战，始终要壮大的，但离我们太远。日寇是要广东的，到那时，国民党垮了，管不了我们了。我们只能现在就把民众组织起来，自己有枪在手，自己打天下，才是真正的自救之路。要有武装，自己有了本钱，共产党会来找我们。我们要延安的共产党，土共产党不灵。老实说，龙川还没有几个够做共产党的资格的。他说，现在你应该在本县立足，把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做起来，你跑去香港跟那些太太们搞那些名堂，毫无用处。

他一定要我在龙川留下来，要我先与杨荣春在老隆搞《龙川半月刊》。这样，我被说服了，便留下来与杨荣春合作。我有时替邓鸿芹写一点社会性的文章，他差不多不作什么修改原文照登的。这样，在龙川住了个把月，与杨荣春合作得很好，可是冬天到了，少逸、冯伯恒又不断来信催我快去香港，于是，我又决心离开龙川去香港。我向邓鸿芹辞行时，他频频摇头，不同意我走。

相隔-年，我又从抗日前线回到龙川了。邓鸿芹很高兴，他很得意的说，我早就说你搞服务团不是办法，现在还不是回来了。这时，他即将上台做龙川县长了，他又重复他那套政局见解来说服我。这样，我和他在抗日的问题上见解相同，如办《龙川日报》、组织“龙川青年抗日先锋队”、举办“龙川青年自我教育班"、创办“青年书店”。他都表示同意，并愿意支持。我们与县长的关系好了，他的下属和下属机关就容易打交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