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剑了1939年下半年以后，邓鸿芹觉得政治局势并不如他估计的那样，国民党还不是马上要垮台，他的县长还能够做下去，他的政治态度就表现得越来越坏，甚至出现了像“陶女事件”这样的问题。

龙川县党部的书记长，一向是听命于县长的。当时的书记长黄础增，与我有点亲威关系彼此之间感情还可以。我每次到龙川县城，多是到县党部吃饭、住宿。那时，止在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曰，我们和国民党县党部还没有什矛盾。

我常常与书记长黄础增谈到深夜。一般地说，对于抗日问题，对于发动民众，将来在龙川打游击问题，彼此意见都很一致，但有时，黄础增也说一点怪话，如他说“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会不会“最后胜利，必属于“俄”，工产党得到最后胜利”，又说“拥护蒋委员长”就可以了，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是不是要抗战剑底才拥护呢?他谈论这些问题时，则常说贵党意见如何?很有趣的。在我们两人谈话，别无外人的时候，他总是向我开玩笑，贵党，贵党的，其实，他并没有肯定我是共产党员，只是故意开玩笑而已。

黄础增走了，换上黄继枚当书记长。那时，正是政治逆流开始，他对我们的态度就很坏了。最初，我们还以为他是中大同学，可能对中大服务团的态度会好些，结果，大失所望。

龙川县民众抗敌后援会，是县政府组织的，属于官方的群众组织团体。它把县级机关的负责人，及一些士绅，商人代表人物都包含进去，也是搞抗日工作的，同时，向殷富捐一点钱，作为活动之用。这里是中上的人物较多，政治上比较保守的，但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很一有作用。

龙川县教导队千训班，这是邓鸿芹很重视的武装组织，是他准备掌握武装打游击、打天下的人才培训。教育长是张国馨。我与张国喾既是同学又有叔侄关系，彼此感情很好。他亦非常赞成将来在龙川打游击的思想，他在干训班内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学员都是自己带枪来受训的。这些学员由后来有些人参加了地下党。

黄用舒在老隆亦办自卫队干训班，有政治课，有军事训练，不过舰模比较小一些。张修就是在那班里当小队长的，后来也参加了党。

因为我跟这两个干训班的领导人关系很好，自然我会去作公开讲演，宣传抗日的。我也讲北上抗日前线一带的所见所闻，其中主要是壮烈的抗日英雄事迹，游击战争的作用，以及抗战必胜的信念等等，听众十分欢迎。甚至当地的驻军，我们也设法去作讲演，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稍后，他们还主动请中大服务团的同志们去教抗战歌曲。

由于我们认真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对龙川县的党、政、军各方面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开展抗日救国的工作也比较顺利，并得到各方支持的。

这里，要特别着重提出的，当时龙川地下党，能够比较陕地打开局面，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能够作出成绩，应该说，那时国民党派驻在龙川当官的上层人物和民主士绅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国民党东汀游击指挥部命令传达所的负责人就是张文，国民党龙川师管区负责人就是罗梓材，张禄村先生这位民主士绅也在龙川，这些国民党的上层人士，积极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奔走呼号，大力宣传，热情洋溢，态度鲜明。由于他们的支持，就使得龙川本县的上层政治人物如张化如、邓鸿芹、彭赤霞等也被发动起来，胆子也大起来了。所以，当时张文、罗梓材、张禄村这几位老先生在龙川的功绩，应该给以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