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案被捕的还有刘斐成(刘波)，他是我被捕当天上午，由郑秋华带人去川电学校捕入的。刘波到了看守所，发现口袋有名单，便把它吞了。不慎被囚犯发现了，因此，他们肯定他是共产党。刘波一进看守所， 便告诉看守所的干事邓来同志(他是地下党员)，要他设法通知张克明逃走，但路途相隔50里，布置刚完，我已进了看守所了。同案的，还有叶观渭，因为乡长叶惠南(地下党员)的极力担保，关了几天，就放了。

过了几天，县府审问。由邓鸿芹带领书记长郑秋华、县府秘书张玉堂、承审邹景香、记录郑国强，来东坝看守所审问。首先审刘波，在另一个楼上，谈话隐约可闻。邓鸿芹和刘波的声很大，有时听到拍案声，刘波不承认是共产党，只承认陶五娣入夜校填过表，而不是入党表，她逃婚是张修带的，要问张修。邓鸿芹大声说，张克明都说你是共产党了，你还不承认?刘波也大声说:“张克明就在这里，对质呀”。总之，这场审问很紧张。接着，审问我了，地点在所长办公室里。邓鸿芹问话很简单，问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之后，就问陶五娣是否到过我家，是否张修带来的，是否替她写过一封信，并说过妇女始终要解放的话，我都说是的。这样不到10分钟，审问结束，叫我看记录和签了名。散会后，留下邓鸿芹一个人， 对我说，供词这么简单，不问及共产党问题，是他故意这样做的。

初审过几天，就是所谓党、政、军联合公审了，证人陶五娣出席作证。在这紧张关头前，我的姑母张添娣已经去陶家理论说情过了。陶家出主意的是陶树安，陶树安在南洋，在添娣姑母家做过事，我姑母帮助我读中大时，汇钱还是由陶树安经手的。陶树安看在县府告不动，心一横便把我拉上去，说一切是由我主使的。但在逃婚这一般时间，我正在香港并不在家里，说我主使理由是不充足的。我的姑母就责备他，说陶五娣与张克明无亲无故，逃到张家，还好好照顾她，怎么一且反目，反说别人是共产党呢!灭绝良心，也说不过去。陶家亦感到理亏，表示不乱说了。所谓党、政、军联合公审，对刘波的确是严加审讯，对我却不太一样。这次审讯地点也是在看守所楼上。这次邓鸿芹不出席，由郑秋华代表党，张玉堂、邹景香代表政，另一位不太出名的军人代表军。由郑秋华主审，问过姓名、年龄、职业等之后，就叫陶五娣出来，问认不认识我。陶说，认识，是张克明先生。接着，她只说到张修带她到我家，却没有提共产党问题。就这样草草散会。那军人代表走在最后，对我说，什么公审，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是临时被拉来凑数的。

所谓审问就这么简单的了事。但县兵一连数晚去围捕张修，毫无结果。张修-走，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以后，-直拖着，再没有什么审问了。过了10多天，广东战区司令长官蒋光鼐来电报给邓鸿芹，大意说，张克明是爱国青年，在龙川被捕，请慎重处理。邓鸿芹很高兴，亲自拿电报给我看。但他对此电报还不满足，说只叫慎重处理，如果他敢担保出狱，那就好办了。这电报来得那么快，则是方少逸活动的结果。原来黄俊生与张修分手后，马上到乐昌找到方少逸，方少逸马上到坪石中大找到梅龚彬，梅龚彬写了介绍信，由方少逸亲自带去见蒋光鼐，蒋光鼐马上打了这个很简单的电报。后来方少逸得悉那电报太简单，不够力，不能说明问题，于是请蒋光肅写一封详细一点的信，由方少逸托人带给邓鸿芹。邓鸿芹曾告诉我说蒋光肅又有信来，但没有将该信带给我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