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市学联开会都由李士洋参加，只有一次通知李士洋和我参加，可惜当时我脚痛不能走路，便请了假。李回来我问谁主持，他说是罗范群，从此我知道学联是由谁领导的。我自参加地下学联后，除白天照例上课，课外时间都搞学联工作，我喜好的打球、游泳也几乎放弃了。就在我工作比较顺利时，灾难突然降临。1937年1月的一个晚上(期末考试期间)，两个低班同学到我宿舍来，要同我讨论问题。他们先问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区别，后来又提出唯物史观与唯生史观(即C·C头子陈立夫提出的唯生论)哪种正确的问题，我坚持唯物史观，他们坚持唯生史观，于是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由于当时我理论水平不高，说服力不强，有些气愤，一气之下，当场吐血。校医赶来，打了止血针，检查高烧40度，次日被送进市立医院，经医生诊断是患伤寒病，因发高烧加刺激，致左支气管接近左肺叶处破裂出血。我住院半个多月，病愈院外疗养。在住院期间得到学校学联特别是李荣近的关照，同乡魏镜也甚关心，他们都为我借钱治病而奔波。

1937年上半年学期开始，我回校上课，补考了上学期两科考试，又继续上课，并和李士洋接上头。校医为了使我安静休息，让我住进门诊部楼上，我身体比较虚弱，虽然经常与同学谈话，但不能与往常一样工作了。令我讨厌的是，有一个新来的姓罗的训导员，以关照我身体为名，经常来找我，要我与训导室合作成立学生会，我当然拒绝，同学们告诉我他是C·C特务。3月的一天，党组织通知李士洋马上撒退，不再回校，我与李士洋无法接头，只知出了问题，但不知底细。李荣近等同学劝我以休养为名离开学校。我感到突然，心中惘然:

一、我还未转党;二、我不愿离开广雅，况且还有3个月就毕业了;三、我不知出去怎样工作。后来，我同意离校回家，借机休养身体，而且到龙川工作我有信心。我向进步同学写了一封告别信，后来化名登在《广雅一日》，我搭东江轮船离开广州，有几位同学来送行，别时互相鼓励了一番，但当他们走后我哭了，没想到就这样离开了广州，心里感到孤独而伤心，但发誓- -定还要回来。 哪想到直到1949年10月解放广州时，我才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身份重新活动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