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回龙川开展工作

我于1937年1月回到龙川。我离开故乡好几年，并不了解它的真实情况，我先回到我的家西和岭，那是一个有魏、谢、黄3姓的自然村，3姓之间彼此很少来往。我屋背靠大山，除了与附近二里路远的永和圩来往密切外，几乎与世隔绝，我在家觉得很安全。我父亲叫魏作梅，他继承祖业在永和圩开“顺兴客栈”。我一回到家，就托人请父亲回来。他在大革命时曾组织永和农会，大革命失败后被通缉，离家避难3个月，对共产党和红军一向拥护，常骂蒋介石是“乌嘴将军，叮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因此政治上我比较信任他。他介绍家乡情况:我们乡叫降泰乡，管大庙、小庙、莲塘布、白佛、大塘、旺基塘、兴隆屯等大村，乡政府设在小庙，乡长邹程九，有两个脱产乡，魏姓算大姓，我父亲被推选为不脱产副乡长，区政府设在铁场，区长是县派来的姓何的广府人，有几个副区长，其中-一个就是永和吁盛药材店的老板邹盘安，他有个胞弟叫邹泰安，是黄埔军校学生，于上海一·八抗日时牺牲，

他赞成抗日，对两党态度是中间派。另，当时各村都有民小小学，永和圩由我父亲牵头，也办了-间育英小学，由我父亲仟校

长，教员魏洪涛、魏克平，学生三四十人，绝大多数是魏姓儿童。永和圩有12间商店，除3家姓邹外，其余的都姓魏(其中一间是姓袁的租给姓魏的开)，他们与我父亲相处很好。看来永和圩周围政治是比较单纯的。没有国民党的组织，我决定就暂时落脚于永和圩。不久，我搬到育英学校住，在我父客栈吃饭。当时我体力未恢复，早晚都在附近山岗田野散步，白天他们上

课时我就读书或找人谈话。

我离开广州后，担任与组织联系的是李荣近，他给我有临时与固定联络地点。我的任务仍然是:一 、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反对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二、利用各种形式组织群众，扩大党的影响，有条件的建立地下革命组织。因我是从广州回来的学生，乡下青年都想了解国家大事，来找我的人不少，这对我开展工作很有利。于是，我找育英小学教师魏洪涛、魏克平商量组织半公开的读书会，他们很赞成，天主教堂附近的兴四小学教师郑明机(重文)也很积极。他们都是铁场初中毕业生，在群众中很有威信，活动力强。在他们的努力下，5月份我们组织了二三十人的读书会，除我从广州带回新书外，还集资添置一些宣传抗日教国的新书。我们采取借阅、集中讨论和个别交谈等方式进行宣传，青年们进步很快。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共产党，读书会起到了建党的准备工作。“七·七” 抗战后，参加读书会的更加活跃，我们在各村庄办了夜校，兴四小学还办全日制青年学习班，把失学青年组织起来，群众运动进一步深入。龙川四中宣传队曾来永和圩活动，我们积极配合。1938年春节，我们利用醒狮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旧形式，新内容，效果很好。当时我同广州地下学联同志的关系还是密切的，广州“救亡日报"曾来函邀请我为特约记者，但我没有投稿，主要怕暴露。

我认为抗战爆发后，政治形势很好，不愿老守山村，1938年3月以借读方式进入龙川一中高中。当时校长邓鸿芹，教务主任李永川、训导主任张国翼，还有一批进步教师是钟雄亚、杨荣春等。校园虽然依旧，同我4年前离校时差不多，但抗战的进步思潮已深入师生的精神生活，从师生的言论、墙报、贴堂文章看，学校的精神面貌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使我高兴的是:不少思想进步的同学已读过《论持久战》、《大众哲学》 、《社会发展史》、《西行漫记》等书5,对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有较好的了解，政治上倾向党。学校对学生思想管制比抗战前开明，政治环境比广雅单纯。在师生中我有不少熟人，而且是广雅学生来借读的，很受人欢迎，生活上也很照顾。我进校不久就接触了很多同学，其中比较密切的是骆仰文，他喜欢文学，从阅读进步文学，进而阅读进步政治、理论书，有一定思想基础，但他对托派和我党对托派政策不很理解，经我们讨论也取得一致认识。 根据当时情况，我决定采取类似广州地下学联形式组织秘密的政治组织，大家自觉是共产党的后备军，但内部互称仍叫读书会，没有用学联名义，由骆仰文介绍谢梅添、曾立宽、骆云香、周宝时、罗国青、骆灿加入，归侨杨观林是初中学生，表现较突出，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他，他同意参加。他还介绍初中教师陈国雄参加，我不放心，由杨介绍，我亲自找陈交谈，决定也吸收他。曾聚会一次，多是分组活动。同学张其初也读过不少进步书，但他一放学就回家，不好接近，虽想吸收他而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