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麦任由我初中同光同学余进文济同来找我，我同交在学校花园里交换了对龙川形势的看法，也谈了如何开展抗日救国工作的问题。但当时我不知他是党员，以为他也同我一样是属干广州来的党的外围工作者，暗示我同广州有联系，人家分头活动。他约我以后到老隆再谈一次，但后米我们没有联系上。由十故机空装，广州学校提前放假，7月留穗龙川籍学生集中佗城，在国民党县党部召丌了一次大会，我和骆仰文，周宝时等参加，对一些不利于兩党团结抗战的言论，由骆仰文、周宝时予以反驳。不久，川中放假，川中秘密组织离校后安排如下:骆仰义、谢梅添、曾立宽到黎咀宝树学校当教师，骆云香到黄石小学当教师，杨观林到鹤市当教师.陈国雄仍留校，周宝时回和平县，我随留穗学生四区宣传组到铁场四中，同该校师生一起进行抗战宣传，除标语口号我向校长黄振汉提出要强调国共团结抗战外，其余进行的比较顺利。之后，我仍回到永和有英学校。不久，黄振汉曾向我父亲捎个口信说:“论学识魏南金可来四中当教师，只是他太左”。其实当时我不想找职业，他在国民党省党部工作时，我就认识他，我不想在他的控制下工作。我父亲安慰我说:“他知道什么是左是右， 不请就算了。”

我想回广州，找原来地下学联同志，想办法解决党关系问题。于是，我筹些钱，到了龙川城，住在丘氏宗祠，据说中山大学搬云南，魏镜等也住那里，准备与学校联系。有一天，大约上午10时左右，我们3人刚出丘氏宗祠不到百步，想到县抗敌后援会了解广州情况，对面来了4人，从他们凶恶的脸孔，斜刁的目光，凭着我搞地下秘密工作的经验，预感到有些不妙。果然为首那人突然左手抓住我胸衣，右手用手枪对着我胸口，后而还有:一人抓住我背部用力推我走。我听到魏镜大喊一声，知道我俩都被捕了，我俩被推带拉地往小巷走，直送到县法院拘留室，不经审向，1小时后，我们被押到县监狱，魏镜先上脚铐，轮到我时，站在旁边的监狱官大声喊道:“大汉奸”，狱卒大力用铁锤敲打脚铐，以致脚铐有一端卷插入我右脚而血流不止。我两被投入无期徒刑监仓，犯人看我们是学生，不相信我们是汉奸，让床并弄吃的给我们。据我了解，他们都是农民刑事犯。当局原想保密，但当

我俩被捕时有另-同学在场，消息很快传出去，龙川各界人士哗然，第二天以后不断有留穗学生和一中师生来看望我们，据说县抗敌后援会也过间此事。一星期后，国民党县长黎贯亲自在县府中堂提审我们，黎贯坐在高台上，两边坐着记录员，刑警站在我们旁边，把我们当大犯人。我审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后来，黎贯开口问我们有无参加大塘村姓魏与洋田村姓谢的被斗事，我才恍然大悟，据事说理一驳斥， 什么“大汉奸”莫须有罪名，他没有提，一小时多就草草了结。过了几天，没办任何手续，我们宣布无罪释放，并被请到县抗敌后援会，由邓鸿芹、黄蔚文等几位该会负责人请吃饭，以释我们的不满情绪。不久，黎贯下台，由县抗敌后援会主任邓鸿芹接任县长。

我受此挫折，去广州的路费花光了，且日军空袭广州，学校多外搬，广雅搬至顺德县碧江，我与李荣近的联系中断了，固定联络点又在英德县，不易联系.上,我觉得不如回乡大搞工作，相信党会派人来联系的，于是我第二次回到了永和。永和圩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魏洪涛、郑明机(重文)、魏克平(凌风)、魏治平等坚持下，更深入发展。魏则鸣(哲明)也从老隆师范毕业回到家乡。我们商量决定成立龙川青年抗8救亡先锋队，除了原来读书会成员外，还动员农民积极分子参加，魏汉华、魏家声等后来的农民党员都是那时参加的，报名参加的共有60多人。我们动员各姓把原准备械斗的枪支约十多条拿出来，由魏洪涛担任队长指挥。我们每天早上在公路上跑步操练，并出《大家干》刊物，由魏克平负责刻蜡板，我们的活动得到群众和各界人士的支持，并有实战气氛，从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更加深入发展。这一情况很快传入邓鸿芹的县政府(已搬雷公坳)，邓一听说是武装组织有些震动，就警告还任副乡长的我父亲说:“你的子弟搞武装组织，不怕人家告你吗?”我父亲也有些怕，就同洪涛等商量不要拿枪支出来，以后就把枪藏起来，变成徒手跑步出操了。龙川县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后，永和地区救亡先锋队就改为“抗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