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心县委工作，我印象较深的有如下几项:

(一)部署反击国民党反共高潮，防止突然事变。一中心 县委成立时刻，正值国民党从积极抗日走向消极抗日，从联共走向“限共、溶共”，九、十月间蒋介石密颁《限制异党办法》，推行反共高潮。中心县委根据上级指示，部署反击国民党反共高潮，要求各级党委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要适应这个斗争，反对国民党投降、反共政治倾向，克服党内对国民党右倾麻痹思想，整顿巩固已建立起来的党组织，转移已经暴露的党员骨干，强调隐蔽积蓄力量，坚持“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组织原则，在政治斗争的方面:“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的反动政策。这一部署由中心县委负责同志分头传达到各县，由县委传达到各区委，五华县委、和平县委还办了学习班，原龙川县委在中心县委成立前夕也办了学习班，基本精神-致，故没有再办班。从反击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胜利来检查，中心县委这一部署是及时的，斗争是有成效的。

(二)亲自抓龙川县工作，稳固我们基地——中心县委在龙川，兼负龙川县委工作，所以特别注意龙川局势发展，每次开会除了专题讨论，都要具体处理龙川发生的问题，力求稳固我们基地。当时虽感有些党骨干暴露，但觉得龙川各区都建立了党组织，且有群众与统战基础，可以从转变斗争方式与调整岗位，达到隐蔽斗争，不必向县外撤退。于是把一大批骨干转移到农村基层政权和学校，当乡长、保长、小学校长和教员，有的开商店，如永和圩由魏则鸣、郑重文、魏克平开“大同”商店，作为党的活动与联络点。这时虽然没有轰复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党的工作转为深入发展，隐蔽斗争。对当时龙川县几个较大抗日群众团体如何转变斗争方式，也花费了中心县委许多心血。

龙川抗先总部是统一战线组织， 在伦城只开过两次会议，以后就没有开会了，主要是国民党的县负责人不参加会议，他们似乎觉察到是共产党控制的团体，中心县委时期“抗先”从省到县都受严格限制。抗先“太红了”，县抗先总部、区抗先队部基本不以抗先名义活动，但抗先建立的群众组织和读书会、夜校等，以群众名义继续进行，即把抗先工作继承下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龙川分团也做了大量工作，但当时工作也受到很大限制，我们根据总团指示把原龙川县委派去干部大部撤退，只留下方云生等同志坚持工作，等待总团处理。中大战地服务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影响很大，它的后台比较硬，但要开展工作也比较困难，准备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将团部转移到韶关去，我们也把原龙川县委派去的干部全部撤退，该团于1940年6月安全转移到韶关。张克明是头面人物，中心县委虽不设统战部，但仍通过他做统战工作，决定他以中大战地服务团领导人之一随团转移，县国民党当局是奈何他不得的。以后他因“陶女事件”而被捕，是无法预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