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1938年10月20日晚11时，即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前五小时离开穗城前往老隆的。同张文一起去的， 除我以外，还有张文的两个儿子张凤楼、张凤亭，张文的两个表侄女，一个姓邓的日本留学生、国民党军官及其老婆，张文的警卫员，以及我们带去的原广州市榨油工会工作的两个工人，共十多二十个人。当晚，我们分乘3辆小汽车出发，22日下午抵达老隆，住在冠华酒店二、三楼上。从此，我就用这个传达所为立足点，以“广东省民众抗放动员会”咨议室少校咨议的合法身份. 在老隆从事党的工作。

二

其时的老隆，在广州论陷以后，是东江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又是连贯潮灿.韶关、梅县等广东后方的转运点.因此，不光“俞令传达所”设在那里，国民党省级的一些重要机关也摆在那里。汽车多、妓女多、酒楼茶室生意兴隆。虽然国难当头。日机经常出没，但整个老隆却笼罩着一片醉生梦死的升平景象。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以及一些爱国的 上层人士，虽然有很高的抗日热情，但由于我们党的地方组织力量薄弱，又远离省委领导，再加上国民党的重重压迫，致使老隆以至整个龙川的抗日救亡工作仍未能有力地开展起来。

龙川地方党的组织，在1938年3月省委派麦文同志进行重建，发展黄慈宽、刘春乾、余进文同志入党，成立党的支部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党的人数迅速增加到二三十人。但在广州论陷前后，跟省委联系中断。所以我到龙川时省委是没有介绍信给我去找龙川地方党组织的，这是在我到老隆前夕，省委派一个同志对我说:“组织 上决定你跟张文到东江去，作为党派到张文那里去工作的。因为时间紧迫，现在给你联系符号，去到老隆等候消息，将来省委派人去跟你联系"。为此，我到老隆以后，没有去找地方党的同志，只能等省委派人来同我联系。但一个星期以后，省委还没派人来。面对那时的严峻局势，怎么办?我想到自己担负的使命，便设法开展工作。一天，我向张文提出:四战区余汉谋司令长官既然没有任务下来，我们不能光等，不做工作。张文却说:，“我也想开展工作， 但他们没有任务给我们，又没钱发给我们，连枪和制服都不发给，怎么开展工作?”我又对他说:“余汉谋不交任务给我们，但我们可以利用传达所的名义来做工作。他问:“怎么做呢?”我说:“传达所里成立一个政工队，先搞抗日救亡宣传，把群众发动起来。”他想到国民党军事机关有这样的组织，倒无所谓，说:“好呀，搞吧!”我说:“要作个决定。政工队要出去搞宣传活动，你要发个通告，通知龙川、老隆地区的军政机关。他照着做了，并把他在老隆的故旧以及龙川的上层人物，例如管区司令罗梓材、伪县长邓鸿芹及张化雨、张禄川等召集起来，开了个座谈会，宣布政工队成立。还通过各种关系，给予活动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