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报》报社平时只有弱珊、李作新、罗尚文和我四个人。弼珊主要负责报纸的编辑，李作新负责报纸的刻写、印刷、分发和日常生活管理，罗尚文和我协助李作新刻写、印刷报纸并兼管我们几个人的伙食。钟光汉、丘启文也曾短期来报社工作过一段时间。 报社除了定期出版、发行报纸外，还承担后东特委交办的印发文件、传单等项任务。虽然I作比较紧张、忙碌，但是由于大家团结协作、密切配合，报社的工作显得忙而不乱，紧张有序。

在报社共事的几个同志中，李作新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由于弼珊是中共河源县委书记.他在报社只是兼职，所以报社的日常工作实际是由李作新负责。可能是由于患有肺病，经常咳嗽的缘故，他高挑消瘦的身体看上去显得过于单薄。但他为人忠厚，待入诚恳，工作认真，技术熟练。他写得一手漂亮的仿宋体，而且擅长刻写钢板，他刻写腊纸既快又好。每当编辑把一期报纸编好。他很快就能根据文章的不同内容和字数，得心应手地将报纸的版面设计、安排好，然后只听钢笔与钢板在他的手下发出快速而有节奏的沙沙声，用不了多长时间，一张报纸就刻好了。别人刻写的蜡纸，最多印上一百张就模糊不清了，而他刻写的蜡纸，不仅布局合理、字体工整，而且用力均匀、轻重适度，印上二三百张依然版面清晰，不糊不泅，让人看了赏心悦目，赞叹不已，因此，人们都誉称他为“钢板李”。

山上没有田地，不种粮食和蔬菜，吃的米要到山下十几里外买了挑上来。平时没有菜吃，多数时间是把当地群众在山坡上种的生姜用刀拍碎，洒上一点盐，放在饭锅里蒸一下当菜吃。只有当隔壁邻居有人下山赶圩时，才请他们带点新鲜蔬菜和豆酱、豆豉、榄角、辣椒、小鱼干之类的东西，用来打打牙祭，改善一下伙食。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白天，我们报社的几个同志一起在工作室开会、学习、写稿、编辑、刻印、发行和传单，晚上，我和弼珊回到深谷边上那间简陋的小草屋里，依偎在床上，回忆着过去，展望着未来，苦中有乐，倍感温馨。

正当我们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满怀激情，不畏艰辛，并肩战斗的时候，1945年11月1日， 弼珊在由板仓出发到儒步执行任务时，在双头墟(又称嵩头圩)被国民党反动乡长黄茹吉的马弁黄鬼头残杀了，这对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简直是一场天塌地陷的灾难。

我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是在事发后的一个月，当时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0月29日 的那天晚上。弼珊像以往很多时候那样，用婉约而又坚定的语气告诉我:“明天我要 去外地执行任务。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出于组织纪律，他从不跟我说到哪里去执行什么任务，我也从不向他打听不该我知道的事情。第二天，他习惯地向我作了一番临行前的仔细交代，便带着我给他准备好的衣物和一卷刚刚出版，还散发着浓郁墨香味的《星火报》，精神抖擞，大步流星地朝文秀塘方向出发了。

仲秋十月，粤东北的山区已有些凉意，西北风吹起的一阵阵松涛在耳边呜呜作响，微风中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站在村口的小路上，看着他矫健的身影消失在村东头那边的山坳里……谁料想，此一去竞成了我们夫妻的永世诀别!

以往他出差少则一二天，多刚十天半月，而这次一去二十多天不见回来，也没有一点音信，不免让我思念、猜疑。就在这个时候，本来由他负责的《星火报》编辑工作，突然改由后东特委委员、青年部长卓扬同志兼任，而且在接下来的几期《星火报》上，连续登载了几篇有关“如何正确面对严峻形势下可能出现的牺牲”、“如何向 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学习”的专题文章。加上周围同志们的目光，一个个都与平常不同，显得那样严肃、沉重，我觉得有一种不祥之兆在向我袭来。焦虑和害怕的心情油然而生，我整日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一有空就跑到路口，朝通往文秀塘方向去的小路眺望，期盼着早一点看到弼珊回家的身影。可是任凭我望穿双眼，却一直没有看到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