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底，快到过年了，邻居张妈妈家做了一锅豆腐，给报社的同志送了一些过来。李作新想到大家好久没有见过荤腥了，便派罗尚文下山去买了几斤肉，做了一锅热气腾腾的酿豆腐，想请在附近的后东特委电台的同志们过来一起吃顿晚饭。正在此时，有位老乡气喘嘘嘘地跑来报信，说有一支国民党保安团的小分队，往报社方向来了。得知消息，大家顾不得吃上一口香喷喷的酿豆腐，便立即上山隐蔽去了。等过了两三个小时，回到住处一看，一大锅刚刚煮好的酿豆腐，全被敌兵吃光了，大家好不扫兴，骂个不停。

刚过完春节，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保安团在龙川、紫金等地主武装的配合下，在河源黄村地区反复进行扫荡。为防止敌入的突然袭击，组织决定让报社的同志带上设备，暂时转移到白云嶂半山腰，去露天编辑出版报纸。因为这里距村子较远，我们发送报纸和群众给我们送饭都很困难。为了解决一日三餐的吃饭问题，我们只好就地取材，从山上砍竹子，将米装在竹简里，放在火上烧熟，每入分着吃一点，再喝点泉水充饥。晚上，每人裹一条毛毯，躺在树林里的地上睡觉，任凭风吹雨淋，毫无怨言。

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突然接到后东特委指示，要报社电台立即停止工作，人员分散到外地，找关系隐蔽起来，听候通知。大家把报社和电台的设备就地找山洞坚壁好后，第二天一大早， 我和罗尚文即按组织的决定从白云嶂出发，回到原来工作过的老隆“工合”印刷社去暂避。

回到老隆，我仍住在“工合”印刷社原先与弼珊住过的那间房子里，室内的陈设摆放与我们离开时相差无几，我们两年前在和平“工合”与陈景文、曾文夫妇举行集体结婚时的合影，仍放在原来那张书桌上。睹物思人，黯然神伤。看着房子里的一切，回想起几个月前，我和弼珊带着心爱的儿子住在这间小屋里时那一桩桩、一件件让人难以释怀的往事，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由于连日来在白云嶂的崇山峻岭中风餐露宿、坚壁设备，加上白天又走了一天的山路，又赶上月经来潮，疲惫的身心实在支持不住，我终于病倒了。医生诊断，我得的是“美尼尔氏综合症”，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和休息，病情才慢慢好起来......

考虑到弼珊牺牲后将我们的孩子放在老家不太安全，又听说孩子奶奶患眼疾，无法继续照看惠群，经原任老隆“工合”主任的中共党员陈景文(人们习惯称他阿陈伯)与组织商量，决定将惠群放到骆越康同志家里去寄养。骆越康40年代初便是中共和平县委的领导人，我们在和平“工合”工作时就与他熟悉，他的老家在和平东水大坝，早年就是我党的交通站和联络点，阿陈伯经常进出那里，对他家的情况比较了解，不仅在政治.上可靠，经济条件也相对比较好，而且骆的母亲为人善良，忠厚朴实，又特别喜欢孩子，认为将惠群托付给骆家寄养最为合适。于是我赶紧回五华老家把惠群接到老隆，在“工合”等待组织上的具体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