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秋，我在广州就读中山大学七年，与鸿芹先生没有来往。我只知道他是中山大学前身广东高等师范毕业的,他毕业较早，龙川同乡把他比作老将军，叫他“老将”。他很注意在中大读书的同学，也颇知道我在中山大学文学院社会系学习的情况。我一毕业，抗日战争就爆发了。鸿芹先生找到我，问我对抗日救国有何活动，我说，梅县人李伯球正在办《南针》刊物，我为他写稿，谈如何组织民众抗日的问题。他听了很高兴，表示愿意与李伯球见面。过几天，我领他去见李伯球，他们一见如故，谈如何组织群众打游击的问题，谈得非常兴奋。

1937年广州的中秋节之夜，是日寇飞机在市区内疯狂轰炸扫射的一夜。市民们感到全面抗战开始,都尽可能疏散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鸿芹先生偕家人离广州回到龙川，并任龙川一中校长。我祖母怕我出意外，托人写信说病重,要我回家，我明知是假的，亦只好回家一行,这样又与鸿芹先生见面了。他说全面抗战开始了，要发动青年，组织群众，准备打游击。他叫我暂时留下来，与杨荣春办好《龙川半月刊》。我们亲自写稿、校对、发行，干得很起劲，相处得很好。

1937年0月10日，是抗日战争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我代他写一篇文章,写得热情洋溢，慷慨激昂，他说写得好。南京沦陷后，他把新生男孩命名“思京”，表示思念南京的意思。

正在这时，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在香港成立，要组织中大同学赴北方战场劳军服务。团长是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夫人梁定慧女士。方少逸一再从香港来信，要我赶快去香港组织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我只好辞别鸿芹先生了。他很不同意，一再对我分析政治形势。他说，现在抗日战争打起来了，国民党政治腐败，军队没有战斗力，终归要失败的；共产党在西北打游击，离我们太远。日寇是要占广东的，我们现在就应把民众组织起来，自己有了武装就好办了，自己打天下。我们手中有了武装，共产党是会来找我们的。在龙川组织民众，准备打游击，是他当时一贯的真实的思想，所以至今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但是我说我已答应同学们去港的事，不好食言，坚决要走，他只好摇头。

1938年11月下旬，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从北方劳军回香港,我和黄杏文回到龙川，为中大服务团来东江活动做准备工作，鸿芹先生非常高兴。第一句话就说你还是回龙川来的好，这里人地相熟，正需要你们青年来做抗日救国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