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广州沦陷，日寇在大鹏湾登陆，日机大炸大江桥，射杀平民，时局十分紧急，龙川的确做好了抗日的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的准备。以后局势稍有缓和，政治上出现逆流，一些落后的东西浮泛起来了，对我们不利的谣言多了。鸿芹先生因为职务的关系，也不那么积极了，与我们疏远了。我和中大服务团的同志只好于1940年夏离开龙川去香港了。

我与鸿芹先生有师生之谊，又在龙川合作一年多搞抗日救国活动，而且合作得很好,都能讲心里话,我一直是很敬佩他的。不料事隔不到两年，却遭遇了一个很大的变故。事情的始末是：

1942年春，我九死一生从香港日寇虎口中逃回龙川，在佗城东江岸边偶然遇见鸿芹先生。我们一见面，他却脸色阴沉，我当时愕然!

当天晚上，我住在老隆新观明旅店，这是地下党的交通站。店老板张修深夜来看我，说刘斐成在夜校吸收的那位女党员陶五娣……就是我去年刚从香港回到家中所看见的那女子……要逃婚，由他带到我田心屯家暂住几天。我姑母与陶家有些亲戚关系，怀疑那女子或许就是逃婚的陶五娣。我祖母听说后大惊，叫张修把她带走。张修就把她带到叶潭。陶五娣表现不好，跟别人结了婚，春节回家探亲。陶家把她如何入党，如何逃婚向县政府告发了。县府不理，陶家又向专员公署告发，事情严重了。他要我注意，提高警惕。这时我才理解岸边见面的尴尬缘由，原来是“陶女事件”正在困扰着鸿芹先生。

关于“陶女事件”,我在1985年写有一篇《从入党到入狱》的文章，原文太长，这里只将我和鸿芹先生见面的两个场面抄录如下:

第一个场面：

……我九死一生,逃回故乡，心中自然十分兴奋,正准备拜访县长邓鸿芹，一叙契阔，巧得很，邓鸿芹带几个卫兵和一条黄狗，正好在河岸上经过，我跑上去打招呼，他愕然，瞪眼看着我，笑得很勉强。他问我什么时候去韶关，我说在家住几天就走的，他说住几天走就好了，早点去韶关吧。我看他的神气不对，就追问一句“出了什么事?”“没有，没有，早点离开龙川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