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麻痹得很。1941年春,我从香港早不回迟不回,偏偏陶五娣逃婚到我家那几天,见了面；1942年春我从香港逃回龙川，也恰好是案情告发,要捕人的时候，我偏偏回来了。邓鸿芹对我已有暗示，估计我已走了,我亦正打算离家，祖母叫我过了圣约瑟大瞻礼才走。真是阴差阳错,无巧不成书，就在大瞻礼那天我被捕了。

在我被捕这十个小时内，我做了一件很得意的事，我通风报信，通过黄用舒同志叫张修逃走成功了，本案的主要人物一走，案情就见轻了。

第二个场面：

……第二天一早，邓鸿芹带着卫兵和那条狗，来到看守所，一直上楼，叫邓贵良把我从大仓带到楼上来。然后，叫所长和别的人，都离开楼上，只剩下我与邓鸿芹两人，细声交谈。

“唉！你不是说要早走的吗？怎么没有走呀？本来我怕你没走，想叫人预先通知你，我能派什么人去呢，郑秋华一天围在我身边。”他说:“你们真傻呀！幼稚！怎么叫这无知女子入党呢？她懂得什么！”

他说:“你是不是共产党，要告诉我，我是要救你的。”我插话说，我不是共产党。

他说:“谁是共产党你知道吗？罗健行（即李健行)是不是?刘汝琛是不是?”我说，我哪里知道。

他说:“陶五娣家里来县府告发，我只把它作为男女私情看待，不作处理，他们在县里告不动，便告到专员公署去了，公署有电报要捕你们的。”接着,他拿出电报给我看。果然有我和刘斐成、叶观渭的名字，他还把陶五娣的状纸也给我看了，状纸说我主使张修带她到我家里的。

他说接到电报后，马上与郑秋华等叫陶五娣到龙台审问，她把张修如何带到你家中，又如何带到叶潭说得非常清楚具体，那不会是假的。最初，还想把它作为男女苟且之事，陶五娣极力不认。

他说，捉到你，倒给我添了麻烦。我要设法救你的，你看看，还有什么人能救你的吗?

我说，在韶关的蒋光鼐、张文是肯救我的。他说,好极了，你马上打电报去，还要向朋友写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