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1929年土改分田无误。同时，他们都说是仅收了一造，晚造快熟时已遭敌围剿未收割。钟作肝还说到分田册与印章的保存过程：已已年(1929年)下半年，敌人围剿大塘肚，乡农会干部（钟作良之父）将分田册、印章和乡农会会旗（三角形红旗）一起，放入“金罂”(装骨骸用的陶器罐)内，埋在其屋后叫坪洞脑的山上。当解放前一年(1948年)，因家贫买不起金罂葬先祖，遂挖起装分田册等的“金罂”用之。是时,红旗已霉烂，将分田册和印章则另外匿藏。待20世纪70年代交龙川县博物馆(亦就是现存于该馆的分田册原件)。馆中我们认为，1929年春，是大塘肚土改分田和闽粤赣边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间，这应当是事实；而1930年11月成立中共闽粤赣特委和1931年夏成立闽粤赣特区苏维埃政府这也是有案可查的史实。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刘琴西能在贯彻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前，提前一年半时间使用了“闽粤赣”的称谓?能否找到或推出更令人折服的理论根据？

无独有偶。笔者近年发现，在中央苏区的兴国县亦曾有过与“五兴龙县苏”及其土改分田这一史实相类似(乃至雷同)的史料，不妨抄录如下，也许对澄清成立“五兴龙县苏”及大塘肚土改分田的时间问题不无裨益。

1995年4月16日全国公开发行的《党史信息报》第2版，刊有兴国县委党史办胡玉春同志一文:“苏区曾使用过中华苏维埃纪年法”。全文如下。

近日查阅史料，在两件苏区文物上赫然发现，苏区曾使用过中华苏维埃纪年法。一件文物是“赣南红军新编第四团布告”，落款为“中华苏维埃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另一件文物是兴国县苏维埃政府1930年翻印的小册子《农民协会章程》，书末有墨笔添上的时间“中华苏维埃三年”。

……从这两个材料推测,中华苏维埃元年系公元1928年。中共江西省委在《江西工农革命的纪录》中写道:“1928年的开始是江西革命最光荣的一个新纪元”。

由上述材料可认为，1928年至1930年间，江西苏区在一定范围公开使用中华苏维埃纪元法。虽然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建立时并未采用，但反映了当时对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热切期望。

由此及彼。当年龙川回龙大塘肚乡土改分田册盖上“闽粤赣边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印章，落款是己已年夏历三月二日(1929年4月11日)。而中共闽粤赣特委是1930年11月1日才成立的。竟然先于其一年半时间,五兴龙苏区就使用了“闽粤赣”的称谓，岂不也同样反映了五兴龙苏区军民对成立闽粤赣边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的热切期望吗？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成立“五兴龙县苏”及其土改分田的时间为1929年3月,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