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个军官对我的提问，完全是对我一种试探性的审讯。对他们这一套，我是完全按照出发前首长嘱咐我的行事。大概由于敌人在我口中打听不到什么东西，又生怕露馅，就把我领到上城黄家祠，安顿在敌人设在该处的特务营内一个房里住下，那房子有两张床，内面那张铺空着，靠那张看样子有人住了，我被安在内面的床住宿。来到这不明不白的环境，回想起近日来的经历，晚上睡不着。

第二天，住在隔床的那个人突然开口问我:“ 你是怎样被送进这里来的?”

“吴奇伟将军有一封信要我亲自交给葛师长。”我警惕地打量一下对方说。

“见到师长了吗?”

“哪里，说来倒霉，没见到师长，信给哨兵抢去了，却被送到这里来。”说着，为弄清那人的身份，我便顺便跟他攀谈起来。我说“你为什么也来这里? ”

“师部有人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把我关进这里已好几天了。”

那个陌生人似乎对敌人挺反感，但说话总是带着试探而又有点装模作样的口气，他时而问这问那，使我料想到他必定是敌人派进来监视我的特务分子。于是，我警惕着，无论如何也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在这个特务营我一连住了5、 6天，既没见有人来审问，也未见人曾来搜查。我趁夜间把港币藏在内短裤里，心里盘算着作较长时间对付敌人的准备。到第7天，他们把我押到公园内中山纪念堂第四专员公署( 现源城图书馆位置)，一连审讯了好几次。敌人费尽力气，眼看一无所获，便将我打上脚镣，投入河源县府设在东埔盘古王的监狱。阴险奸诈的县府法官唐冷风，对我多次提审。恐吓、打骂、甚至火烙、电刑等，全身上下遍体鳞伤。幸得当时的看守员邹国泰(下角人)冒着生命危险，暗地里为我寻医找药，帮我治伤医病。

7月12日下午，监狱里值班看守员给我开了脚镣。假惺惺地说释放我。刚走出小门又用绳子把我拥绑起来，押解到设在陈家祠(现县府招待所水池边)的保安营，让盛夏的太阳暴晒。一个多月来的阴湿监狱生活，突然在烈日下暴晒，幸亏营里一龙川老乡和黎锦源(现合作总社副食加工厂工作)偷偷地送来急救油药散才清醒过来。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敌人感到草木皆兵，不得安宁。他们认为盘古王监狱和保安营部队驻地很不安全，便又将我解到上城县法院看守所里严加看管。狱中艰辛险难的非人生活没有使我屈服。虽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但想到自己是一一个中共候补党员， 想到革命即将彻底胜利，心情就感到轻松愉快多了。在狱中，我与参加中共地下党活动而被捕的福建人陈忠仁、曾经组织起义而未遂不幸被捕的第一九六师某部排长钟继旺等3人一起，商量过组织越狱事宜。终因敌人岗哨林立，把守森严，加上无法与外面的中共组织取得联系而未能实现。为此，只好坐着等时局变化，熬过黑夜，迎接黎明。

9月1日敌人找不到任何证据而给我定罪，终于将我释放了。3日我回到仙塘。在刘英才、刘千陪同下，来到粤领湘边纵队东江第四支队驻地，见到曾天节司令员。曾司令员听完我的汇报，称赞我有胆识，并叫我留在他那里工作。我说，由于我的组织关系还在东二支队，还是回那里去好。曾司令不便强留，便决定叫部下找电船送我回蓝口。6日，我来到老隆水贝东二支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黄中强赞扬我:你有胆量、有策略，了不起;策动葛先才部起义虽不成功，但在政治上瓦解了敌人，削弱了敌人战斗力，也争取了部分敌军的起义。经过一番调养后，随着身体的康复，我便与战士们一道又踏上了革命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