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是不甘失败的。1948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农村的七月节)龙川县自卫总队长黄道仁纠通河源县自卫队,约有上千人,并赤膊上阵亲自带兵对四甲施行“烧、杀、抢”三光政策的大洗劫。当天被烧房屋九座，东坑的民兵常备队黄仁元、梁惠山被杀害,耕牛、农具、粮食被抢走的就难以统计,这是四甲开始革命以来,遭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大洗劫(土地革命失败时有一次)。在这股逆流情况下,内部有些人动摇,社会上有些反动份子也准备反攻倒算，因此,我们就开展用武装保卫夏收，日夜巡逻放哨,并提出“谁敢夺田、收租,枪口就对准谁”,把准备抬头的反动气焰又压下去。

国民党政府又开始改变策略，用假仁慈手法进行杖化群众。1948年7月下命，县长黄学森，参议长黄蔚文，自卫总队长黄道仁,倾巢而出亲自带兵来到四甲,召开所谓“安民”会议。在会议上黄蔚文不知耻地向到会群众说:我们今天不是来打你们,是来救治四甲,因此特地蒂一包药来，药名叫做“三黄散”(三个反动分子都姓黄的意思),吃了我们这剂药:就有救，否则四甲无法挽教。如果以后再派兵时，不是单用步兵同时也用飞机,连山都扫射,被火烧光,你们又往那里躲?所以各位父老也要劝你们的子弟不要跟“奸匪”作乱等等牧硬兼施的手段。会后确有个别家长受了骗把自己参加革命的子弟拉回去被迫自断。针对当时的现象，我们在叶布鹿颈召开农会、党支部(党还未公开)、民兵大队部联席会议，专门研究对“三黄散”会议的消毒工作。提出三条对策，第一公开反夺田、反收租口号，谁敢违反就当反动份子从严打击;第二以党小组为单位，做到人人表态(实质上内部反自新);第三召开内定嫌疑份子训话会,作先发制人的筹略。除采取以上的措施外,接着发动群众自觉缴交分田后第一次公粮(每石谷田全年十五斤谷),不到三天全四甲的三百多担公粮送到指定地点。为了执行公粮开支制度，成立了四甲征粮委员会,由罗伟任主任,邹兴、黄震、陈崇祺等为委员，并指定由罗伟、邹兴负责四甲公粮统管和开支。在以上工作取得胜利之际,刘平同志又从总部开会回来，立即召开核心会议(指名参加的),传达上级指示:当前情况紧急,革命会出现低潮,因此要求各解放区的斗争策略应以公开转为秘密,保住实力和保护革命种子等等。要求四中要做好充分准备，顶住边界的“自首风、夺田风、反攻倒算风”。因此，经刘平同志请示上级同意，四甲成立武工队，由罗伟任队长、陈崇祺任指导员(时间是九月下句),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加强锄奸肃特,保护上级领导安全和牵制敌人等。1948年 10 月上旬又在上印山下坪召开“社坛会议”,因党未公开,所以以农会名义召集会议,由戴文达、黄任两人共同主持(因为戴文达是农会支部书记,陈崇祺、黄瑞为委员;黄任是四甲农村支部书记,罗世祯为组织委员,陈超为宣传委员),实际上是党员大会。当时30多名党员全部到齐,这次会议主要解决在革命低潮情况下,各人抱什么态度,经讨论一致认为:只有革命到底才有出路,动摇叛变就是自找绝路,今后不管谁自新就用锄头严处(打死意思);如果万一情况再恶化,在座的同志带头打背包,背起枪上山打游击;四甲站不住脚,就上江西找大部队,并派黄辉同志为先锋找联络等等。为了适应情况的变化,我们采用“内紧外宽"的方法，日间分散夜间集中,有时举行夜行军演习,有意识壮大声势,使国民党难以估计我们的力量。同时白天有人放哨,夜间主要交通路口“装枪、装地雷”等方法。1948年 12月中旬,黄道仁的自卫总队,准备夜间偷袭四甲,当行至叶布佛仔前村口碰上了我们装好的枪一响,不仅哨兵被击伤,且大队人马在惊乱中造成自己打自己,至天亮才发觉上当,结果灰溜溜撤回佗城。从此进剿四甲的气焰逐渐下降,加上1948年12月开始至1949年春，九连地区连续几次胜利大捷消息传来(五战五捷),对四甲的武装斗争极大鼓舞。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我们就开展再次武装斗争高潮,除了坚持保卫分田、废债的胜利果实外,武工队、常备队主动出击,夜问到江边(即县府对面的享渡、东瑶等村)打反动特务,白天进行船只打税等活动,把战火烧到县府的眼皮下。同时在1949年2月至3月问,还配合友邻部队攻打河源县的柳城、土陂反动派。这些行动引起国民党对四甲又恨又怕，曾先后派遣三个特务都被我们抓获,经审讯都自认是黄道仁指派到四甲打探军情的,最后全部处决,这样黄道仁所派的黑手都被斩断,这对国民党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