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老隆起义

张道隆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我正在广东省高等师范(中山大学前身)读书，曾多次亲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同时，参加了国民党，投身国民革命行列。毕业后，从事中等教育行政工作20余年，以“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精神教育学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凭借帝国主义和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支持，确立了独裁和内战的方针，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重新燃起内战烽火，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我虽是国民党员(当时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侯补监察委员)，任广东省立老隆师范学校校长，但我亲身体会到国民党反动派政治腐败，官吏贪赃枉法，违背了我参加国民党为救国救民的初衷，也违背了我20多年来服务教商培养人才的宗旨。我感到国民党反动派已到了完全丧失人心的地步了，必会遭到败亡。

1948年4、5月间，我接到张克明同志由香港寄来的信，并附来民主刊物一本给我， 信内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希望你认清形势为民主革命作出贡献。同年8、9月间，又接到广东省人民解放军粤赣边支队司令员钟俊贤、政委魏南金的信，其中有一封信和护照是给我权父化如的，请我叔父由东江坐船赴广州转赴香港，他们可派部队沿途保护，安全到达。但当时我叔父已取道潮汕赴港，他们也希望我能早日认清形势为革命为国家作出贡献。张克明、魏南金两同志，都是我任龙川县立中学校长时的学生，他们以师生情谊劝勉我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令我很受感动。但那时迫于形势还不能公开表态，只有心领神驰，静候时机而已。

1948年冬，我乘寒假机会取道潮汕飞往香港转赴广州。在港逗留数天探望叔父化如，得知他与革命老前辈李济深、李章达、张碌村、张文、丘哲、陈汝棠等有密切联系，并参加了新成立的民革组织。他对我说，他曾写一封信给儿子苏奎要他相机策反老隆的保安第五团团长列应佳起义。信是由陈汝棠同志交中共华南分局派交通员送达的，并告知张克明的地址，我按址前往，而张克明则已外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