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组建老隆工业生产（印刷)合作社

1938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于抗日战争烽火中诞生。抗日战争中期，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方针，大片河山被侵华日军占领。当时组织“工合”的目的，是为拯救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在合作基础上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后来则逐步形成由工人参加、认购股金、向上级“工合”借贷的工业生产合作社，经理及管理人员等均由社员选举产生。由于“工合”在国内取得公开合法地位且得到国民政府部分经费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极力赞成这一新生事物,尤其在国统区更是加以扶植与发展，如此有利于党组织在白区进行革命活动与斗争。

1940年上半年，为开展白区革命斗争，中共东江特委组建老隆工业生产（印刷)合作社(简称老隆“工合”)，并在老隆上街尾的一间小铺店前挂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老隆印刷生产合作社”招牌，正式宣告老隆“工合”诞生。它是中共东江特委直接领导与经营的企业，1941年2月始，归属中共后东特委领导。

老隆“工合”是掩护中共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是一面插在白区的红旗。由于老隆“工合”执行后东特委的隐蔽活动方针——“广交朋友（指广泛开展、做好统战工作)，保全据点，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善于保存自己而不露面，隐蔽与公开相结合；表面是商号，实则党的秘密活动联络据点”，为此,后东特委及其所属各级党组织领导人，如梁威林、钟俊贤、郑群、饶璜湘、张华基等，常来老隆“工合”联系与指导各地工作。大凡来往老隆与特委联系的工作者，都在“工合”膳宿转道，此处可谓党组织的往来接待转运站。与此同时，“工合”还是党组织的交通联络站。凡交通员送来上级文件、情报或基层的情况反映等，都经“工合”门市或印刷社代收与转交。老交通员钟友林自“工合”建立始，转送与传递文件、信函、上级指令等不计其数，做到即来即转即送即告，切实保守好党的秘密与安全。此外，各级党组织的不少文件、宣传品等，都由“工合”免费印刷。如1943年秋，老隆“工合”为后东特委印了一批《海陆丰革命文献资料》；1944年春节，印刷了一大批宣传品《告东江人民书》。为防特务突然窜来搜查，付梓前，厂房附近都布上几重暗哨，落实好各种缜密应急措施，并采取边排版、边印刷、边拆版的办法，使之找不出破绽。除秘密印刷党的文件、资料外，老隆“工合”还承接印刷了不少进步刊物，如龙川一中的《川中学生》，老隆师范的《隆师学生》，五华党组织的报刊《华声》《新生》《拓荒》等。五华皇华中学、河源船塘中学等校的进步刊物也是“工合”印刷的。老隆“工合”还给后来中共地下党主办的《燎原报》《星火报》解决了油墨、纸张等不少困难。

老隆“工合”遵照后东特委指示，在公开业务活动中广交朋友，做好统战工作，便于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由于“工合”的生产与销售业务范围大、牵涉面广，承接县内外大小单位或个人等各式各样的印件，从而既要应付国民党官方机构中的上层人物和中下级职员，也要对接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和商号。在业务交往中多给对方一些好处或小惠,既可与其多做生意，又对开展统战工作和掩护党组织活动大有裨益。如经理黄耀伦通过业务交往与老隆中国银行行长及会计王定而等职员日渐熟悉。由于黄耀伦与广东省中国银行常有业务往来，接触较多，王定而给黄耀伦透露：“你少与省银行那个姓李的往来，他不是好人。”后经了解，那个姓李的确是一名特务。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逢年过节“工合”都给老关系户和友好人士贺礼道喜。如住“工合”厂房后侧农舍的刘保长，思想较进步，大小节日与之礼尚往来，因而他对厂方亦很友善。抗日后期当地政府多次追抓壮丁，但刘保长都未把厂里的青工列入抓丁对象；老隆警察所常借故来“工合”查户口，搞突然袭击，刘保长获悉都能主动事先告知厂方，从而使往来于“工合”的中共人员得以及时隐蔽或躲避，免遭损失。所有这些都与平常深入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