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迫害进一步加剧。 许多著名作家、学者、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和其他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等，在内地不能立足，先后从昆明、重庆、上海等地辗转到香港。12 月8日，日本侵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2日，香港九龙沦陷。25 日，香港当局向日军扯白旗投降。香港沦陷后，日军、汉奸、特务异常猖獗，到处搜查抗日进步文化人士和各

界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安全时刻受到日军威胁，处于危险之中。

早在同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东江抗日游击队，要求其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滞留在港九地区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12月下旬，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立即部署营救工作，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抢救出来并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几人决定趁日军立足未稳，且对香港情况还不甚熟悉以及大批难民逃离香港之机,以最快速度帮助滞港人士迅速转移，分水陆两路同时出港，并制定具体撤退香港线路：其一，取道五邑，从香港以西的澳门、中山、台山、江门等地撤离；其二，从九龙北上，走陆路抵港九游击区再到惠(阳)东(莞)宝(安)根据地；其三，从香港坐船出海经大鹏湾撤离到惠阳、海陆丰根据地。其中一线和三线走水路，坐船从海上撤离，方便携带家眷的名人转移,但风险较大。二线走陆路，虽然长途跋涉，翻山越岭,但安全性较高。制定好路线后，转移名人的具体周密部署是：先设法与文化、民主人士取得联系后，撤退营送工作分水陆两路同时进行。除少数人取道五邑、广州的西线撤离外，大部分秘密护送到港九游击基地，再转移到惠(阳)东(莞)宝(安)根据地，最后护送到大后方。从九龙到惠州的安全护送工作，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前身)负责；从惠州到老隆的安全护送工作，由中共东江前线特别委员会(简称“ 前东特委”)负责；从老隆到韶关的安全护送工作，由后东特委负责；到韶关后，则由粵北省委和乔冠华具体安排他们转移到桂林、武汉或苏北抗日根据地。当时老隆成为营救与护送文化精英脱险的重要转运站。

1941年除夕，第一批文化名人茅盾夫妇、廖沫沙、韩幽桐等抵惠州。他们打扮成从香港逃难来的“阔佬”。此后，陆续有大批人员到来，紧接着他们从惠州经东江水路被护送到老隆。文化人士抵老隆后，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的直接领导下，具体部署与安排营送工作：一线是老隆一兴梅一大埔一闽西南，胡一声(驻兴梅)负责沿途随行等工作；另一线是老隆一曲江(韶关)一衡阳一桂林(后往重庆)，由乔冠华(驻韶关)运筹安排。两线均由连贯(驻老隆)负总责。因此，老隆成为至关重要的联络接送转运站。在后东特委直接领导下，龙川党组织竭尽全力协助连贯等认真做好营送工作。抵老隆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有的经兴梅、大埔转闽西南，有的因其身份过于暴露而暂时留下隐蔽，后再转送，但多数人则由老隆经韶关到桂林。老隆至韶关这一线，主要是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以“争取中间势力”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商行所发展的社会关系，秘密组织掩护而完成接送任务。具体运作是:通过商行在老隆设立的办事处，以接待其香港股东逃难家属的公开名义，把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接到预设的旅店( 在谷行街)和招待所里。老隆福建会馆以及旁边的“义孚行”和河唇街的“ 侨兴行”，既是办事处又是营送联络点，连贯常住那里。特别是“侨兴行”，在粤、桂、湘等省均有其办事处或商号，且自身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为疏散护送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