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自强等出狱后，龙川当局更进-步推行反共政策。宣布停止“二五”减租和解散农会，甚至指使右派张贴“打倒扰乱北伐军后方之徒”等反动标语及呼喊有关农会、农军“破坏北伐”的反动口号，他们还效法粤东各县的做法，将北伐公债按人口多寡分摊到农户头上，尤其给农会会员加重负担。倘无法缴交者，则加以“破坏北伐”之罪名。

县长罗骏超老奸巨猾，阴险毒辣，假做和事佬,善于阳奉阴违那一套。1926年12月25日至翌年1月2日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把工农问题列人大会的重要议程。大会听取了省党部农民部代理部长罗绮园作的<农民运动报告>。龙川县党部主席兼工人部长杨复生等2名代表出席会议。鉴于龙川的工农运动在东江各属中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为此，省党部指令杨复生作大会发言。杨回来后召开县党部与县公署联席会议，通报省党部的二次会议情况，尤其农民运动决议案中的各项内容。县长表面上拥护(农民运动决议案)，然而，背地里却又另搞一套。纵容、包庇、指使县城一伙大地主、大右派破坏工农运动，宣布解散农会、工会，停止“二五”减租;或诬蔑农协、农会是“土匪”，调动驻防军和指挥民团县警向工会、农会、农军进攻，还美其名日，“为剿灭土匪，维护北伐后方安全”。老隆商会会长气焰器张，指使资本家向挑担工会挑衅，公然殴打工会组长及其家属致伤。老隆工人组织上街游行示威，受县区警署及商团出面干涉，冲散游行队伍，袒护资本家。在“二五”减租方面，中共龙川特支和县农协坚决贯彻执行中共广东区委和省农协的各项决议，指令各区乡农会:会员佃耕的土地，如地主不减租，则索性不交租;或将顽固地主抓起来到农会训斥，定罚则、写忏悔书。为此，龙川当局则秉承省农工厅厅长刘纪文旨意，横加指责道:“ 当北伐大军出发前方之际，创议减租..动摇北伐后方”。再从一份以县长罗骏超署名的《龙川公署布告》更可看出他阳奉阴违之一斑。《布告》虽称:二五减租早经政府通令，“ 竟有田主四出造谣恐吓农民....有实行夺耕之压制。兹为保障农民利益，防止田主夺耕起见......即予出示严禁.....仰属内各田主一体遵照”。就布告内容而言显得何等冠冕堂皇，完全站在保护农民利益立场上，明令继续实行“二五”减租，防止地主夺回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然而，雄辩的事实很快便戳穿了这一假惺惺的谎言。当局指使县城一伙地主、大右派宣布解散农会，停止“二五”减租;第三区民团头目张培珊、黄元增等积极策划镇压该区农协会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当他们探悉区农协平摊筹委会在鹤市善堂内召集筹备委员开会时，便勾结县警将鹤市街衢包围起来，全面搜查。不少乡村筹备委员得知情报后便没有赴会，幸免于难。 而区农协主席、筹委会主任、共产党员黄瑞庭，家住鹤市街，没来得及走避而被捕，解往县城后惨遭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