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23日，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名专家学者汇集龙川，纵论“客家古邑”。

关于河源历史文化的研究，又一次被放大。

自去年市委市政府提出“客家古邑·万绿河源”这一河源城市形象定位以来，有关河源历史文化的研讨和宣扬不断加温，河源的历史文化不断深入人心。

在充分调研和大量读史读志的基础上，市委书记陈建华在今年1月10日举行的河源建市20周年庆典大会上提出：河源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是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这一令河源人倍感自豪的论断，不仅丰富了“客家古邑·万绿河源”作为河源城市形象的内含，而且进一步提升了河源历史文化地位。

同时，这一论断也是解读河源历史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开启的是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之门。在文化软实力正演变成区域综合实力的核心竞争力的今天，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生态环境，更要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和“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这笔属于河源的历史文化资源，既是河源城市形象定位的升华，也是河源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更是河源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历史文化是一座城市、一个地方灿烂文明的结晶和人文精神的凝聚，是一座城市、一个地方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体现与延续，它既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又是我们加快建设、加快发展的动力。

今天，本报“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和“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大型系列报道隆重开篇。我们期望，更多的人关注、关心河源历史文化，深入、充分挖掘这些宝贵遗产，提升河源城市形象，让丰厚的历史文化成为河源的一张名片，以文化鼓士气、聚人气、增财气、扬名气、促和气，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发展优势。

探寻岭南文化母本　重续客家古邑文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滋长一方文化。在中国岭南，在珠江流域，岭南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如今灿烂多彩，成为华夏文化一奇葩。

梳理岭南文化发展轨迹，河源是一个绕不过的关键之点。因为，河源现属的大部分地区，为古龙川的一部分。古龙川，是岭南最早的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广东最早的四县之一，沟通岭南岭北的要冲之一；古龙川，更是滋生文化的沃土，是中原文化南下最早的发酵之地，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一

文化的孕育，文化的生产，文化的形成，均以人类的活动为基础。岭南文化的孕育，古龙川是其母本之一。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法则。古龙川物华天宝，远古时代乃藏龙卧虎之地。10年来出土大批恐龙化石，已为世人皆知。东源上莞必寿洞，考古专家2000年在此发现了第四纪动物群化石，初步鉴定有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华南虎、中国犀等化石。这些自然遗存昭示，河源大地是适合动物生存的宝地。

多年来，东江流域的系列考古发现还有力地佐证，从旧、新石器时期，至夏商周，人类就在河源大地繁衍生息。

正是有了人类的活动，才有文化的滋生。而要真正找到岭南文化的历史基因和形成过程，还须擦拭长期蒙在河源大地的历史烟尘。因先秦前岭南无文献典籍加以记载，但考古专家以实物方式向我们展示岭南文明的架构和脉络。佗城坑子里出土了陶器鸡形壶，这是在新石器晚期至商代的器具，显示与华东马桥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同样，在龙川多个地方，专家还发现了米字纹陶，这是越国贵族使用的东西。可以断定，古龙川人与华东吴越人有一定程度的交往，可间接地吸收中原文化。史书记载，古龙川春秋属吴越，战国属楚。在先秦以前上千年时间历程中，古龙川就有着良好的人文地理条件，南越先人所处的原生态文化时期就与外来文化交融，开始孕育岭南文化。

二

“广东之文始尉佗。”岭南三大家之一、清代文人屈大均这样断语。赵佗，秦朝平定岭南名将，龙川首任县令，南海郡尉，南越国王，誉为“开发岭南第一功臣”。

河源能成为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在于赵佗选择了龙川，也在于龙川迎来了赵佗，使客家始祖赵佗在龙川落下了改变岭南经济文化恢宏史诗的最初一笔。

春秋战国时期，整个中原都被山呼海啸般的马蹄声所席卷。处“蛮夷之地”的岭南，还只是在梦中卧听车麟麟马萧萧之声。在秦统一六国后，剑指南越。年轻人赵佗披盔甲南下，开始人生辉煌旅程。

秦军平定岭南，将岭南纳入版图，设南海、桂林、象三郡，结束了南越原始或半原始的无政府状态，越族人一夜间成了大秦子民。南海郡下设番禺、四会、博罗、龙川四县，赵佗为龙川首任县令。

今年是龙川建县2222年。遥想公元前214年，秦将赵佗来到龙川，选定东江边一小城作为龙川治所，后称佗城。佗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有着优越的地埋环境，这里江水若龙，群山似虎，进，则北可出江西通往中原，西可至梅关入中原，东可达闽越，南可抵南海；退，则易守难攻。佗城，又处于古龙川中心地带，更是有着良好的人文基础。著名学者谭其骧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龙川一带，应是南越中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赵佗任龙川令后，使古龙川越族人与原始社会末期跨过奴隶社会而直接进入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随赵佗南下的部分秦军将士也来到龙川，镇守县治和边关要塞，屯垦戍边。为让部属在龙川定居安身，赵佗上书秦皇帝，申请到1.5万未婚女子到岭南“为士卒衣补”。

人的流动，直接带动了文化的流动。自此，中原地区先进的思想、文化、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比较强势地进入岭南，中原人并与当地越族人一起开发龙川。

“和辑百越”、“汉越杂处”是赵佗在岭南的重要施政理念。赵佗让中原来的将士与当地越人友好相处，用中原文化教化越人，同时尊重越人习俗。但对越人“好相攻击”之恶俗则加以禁止。赵佗还大力提倡汉人与越人通婚。概而言之，赵佗以“和而不同”理念，促进汉越民族大融合，促进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大碰撞，催生岭南文化萌芽。

在龙川任县令6年期间，赵佗由一名年轻将领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在此积累了治理郡县的经验，为兴王奠定了良好基础。“和辑百越”、“汉越杂处”成了赵佗后来成为南越王的治国理念。同时，由于秦王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和“统一度量衡”等制度在岭南实行，推动岭南文化形成发展，终使文化落后的岭南成为“甚有文理”的南越国。

赵佗，催发了岭南文化2000多年发展的浩荡春潮。而今，岭南文化、广东人精神很多本质的东西，如开放性、兼容性，创新、务实、顾全大局等，都与赵佗有关。

三

思想开化的征程，没有永逸；文化成长的脚步，没有停歇。自赵佗始，客家古邑，钟灵毓秀，才俊辈出；岭南文化，绵延不绝，日益璀璨。

唐朝循州首位进士韦昌明，官授翰林学士，撰有《越王井》传世；韩愈贬官潮州，游历龙川蓝关，后人建韩祠以资纪念；李商隐曾寓居龙川3年。到宋元，苏辙力筑  湖堤，著《龙川志略》，写下“尉佗城下两重阳，白酒黄鸡意自长”的诗句；文天祥兵屯紫金，光复循州，以诗言志。明代文事武备的理学大师王阳明奏设和平县治，声名远播。清代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登临霍山，发出了“愿同鲸吸者，长傍白云眠”的感慨。颜氏父子警世官箴，至今为人传颂。新中国著名文学家萧殷是龙川佗城人，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文化英才……

浩荡东江，夜以继日，奔向珠江，流向大海。岭南文化以古龙川为一个重要背景而生动演绎。2000多年，河源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不断滋生本土文化精英，文化遗存灿若星河，成为岭南文化发展的生动轨迹，终使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具有独树一帜的魅力。

今年是龙川建县2222年，也是河源建市20年，站在这个时间的节点，探寻发轫于2222年前的岭南文化发祥地，每一位河源人自豪感油然萌发；重续客家文化的文脉，每一位河源人深感责任重大。但是，正是以赵佗为代表的历代客家先民传播文化，才让今日河源人萌发巨大动力，去谱写气势磅礴、绚丽多彩的文化建设新篇章。

繁华广州中心，南越王墓。一个铃形铜挂钩、一个铜鼓静静地躺着。铃形铜挂钩是越人用来悬挂食物的器具，铜鼓是越人最独特的乐器。

已经消失的越族文化，没有史料记载。但出土的众多实物，却让后人看到了他们曾经的生息场景。

在先秦前，岭南地区是越人的聚集地，古龙川物华天宝，是岭南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这里，考古专家发现出土了一些与南越王墓类似的物品，说明越人的祖先早已在此繁衍生息。而更多的考古发现还证明，在先秦以前甚至更加久远的年代，古龙川大地就有人类在活动。正是有了早期的人类活动，才使古龙川成为岭南文化萌动的沃土，成为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古龙川是岭南最早人类活动地

白垩纪以前，恐龙在古河源大地上漫步。

１９９６年３月６日，河源首次发现恐龙蛋化石，在此后不到１０年间，河源共抢救发掘恐龙蛋化石过万枚，还有恐龙骨骼化石、恐龙足迹化石，使河源成为世界罕见的集恐龙蛋、恐龙骨骼和恐龙脚印化石“三位一体”的埋藏地。

可以想象，距今６５００万年以前，河源是恐龙的乐园。

恐龙灭绝后，在古河源大地上，幸存的生物仍在继续生存、进化、演变。

２０００年７月，在距东源县城约６０公里的上莞镇五石山东坡山腰处，考古专家发现了河源地区第二处的第四纪动物群化石。因山下有一座早年已毁废的明清时期的必寿寺，这个发现了古动物化石群的洞穴便被称作必寿洞。

在必寿洞厅尽头的南壁发现有含动物化石的堆积里，考古专家发现了６目１２种的动物种属，其中东方剑齿象、大熊猫洞穴亚种、最后斑鬣狗、华南巨貘、中国犀为灭绝种，其余都是现生种，其中有华南虎、野猪、水牛、犬、鹿等。

“这一动物群化石，与马坝人动物群化石比较接近。”广东文物考古所副所长、研究员邱立诚说。

在东江流域的灯塔一带及龙川县老隆，曾发现一些零星分布的砾石打制石器，其中二级阶地年代与必寿洞化石动物群的年代大致吻合。

曲江马坝人，是被公认的广东最早的古人类。黄东、邱立诚撰文称，河源必寿洞化石动物群的年代可能与马坝人动物群相当或稍晚，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末期至晚更新世早期。据２００７年发表的马坝人化石地点测年报告，马坝人化石年龄有可能推前至距今２３万年。这个年代数据与马坝人化石处于早期智人较早阶段的形态特征更相吻合，必寿洞动物群正好处在华南地区东西连接的链条上。

２００３年，粤赣高速公路延至连平大湖。省考古专家发现高栋遗址，此遗址为古人类在此烧制陶器的窑址。其文化内涵显示，相当于曲江马坝人（石硖遗址）第二期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偏早阶段。

同样是因为粤赣高速公路施工，考古专家在和平县城１０公里处的鹅塘村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了三足盘、釜形鼎等夹砂陶器，与曲江马坝石硖墓地出土器物相同，属于石硖文化遗存。

从这些深厚丰富的文化堆积中，考古专家认定，古河源大地上，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这里曾是具有相当规模的部落活动之所。

显然，考古专家以更多实物向世人展示了古龙川是岭南最早的人类的活动区域之一。

专家还进一步分析，后来在河源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箭头（镞）、石矛、石斧等，再次证明了河源大地上动物种群之多，先民们以狩猎为获取食物重要手段。

“古龙川动物群丰富，保障了后来的古龙川先民的经济来源。”邱立诚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河源大地相信还会有更惊人的发现，来证明河源是岭南最早的人类活动地之一。

烧陶建屋百越先民文明萌芽

历经几千万年的沧海桑田后，在距今大约５０００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莽莽苍苍的古龙川大地上，一群古龙川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经过漫长的对自然界的初始的探索后，他们披上用纺轮、麻丝简单织成的布帛，寻找各种能吃饱肚子的食物。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将石块打制成所需的形状，他们做成了镞、矛（戈）、环、璜、锛、斧、凿、刀等，大部分是具有杀伤力的兵器，用来狩猎动物。

狩猎到的动物要弄来吃掉，一时吃不完的，又必须用器物盛起来。为此，他们用火将一种陶土进行火烧，制作了一批陶器，有罐、壶（尊）、盆、钵、豆、釜等，以泥质陶为主，还有一些夹砂陶。光溜溜的陶器似乎不太好看，有时又太滑溜了拿不稳，烧制者就用工具在器表刻画花纹，大约有曲折纹、叶脉纹、菱格凸点纹、弦纹、夔纹、云雷纹、绳纹、方格纹、戳印纹等几何印纹及附加堆纹、镂孔等，他们经常将各种花纹组合起来，既漂亮又实用。做成一个有着漂亮花纹的陶器时，制作者也许将它端详许久，露出愉悦的笑容。先民们还在生产活动中发现了一种透明的温润莹洁的石头——玉，他们发现了它的美丽，将玉制成各种装饰品。

当然，这时的先民已不再是“穴居氏”、“有巢氏”，而是有意地建造固定的房屋，他们有的住进了半地穴式房屋。举凡生物都有生老病死，先民们将死者放在长方形竖穴坑墓里，长度大致为１～２．５米、宽０．５米、深０．３米以上，还放了一些日常用品让死者享用，并对死者进行祭祀，留下了许多红烧土块和陶片。

数千年后，这些古龙川先民的古墓葬被发现。这就是龙川登云荷树排新石器时代古墓群，共有１７座。

这个遗址的发掘，成了建国以来在龙川地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项目。

遗址发掘领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邓宏文在《中国考古学年鉴》里对这一遗址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荷树排山文化层保存状况较好，除表土层外，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周时期文化层分布范围宽广，堆积厚度大，包含物丰富；木眉山文化层保存状况较差，但地表采集较多先秦遗物。”

荷树排遗址还出土了纺轮，证实那时的古龙川先民已经在生产简单的衣服了。《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谓衣裳，当指用麻丝织成布帛而缝制的衣服。四五千年前，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龙川先民和居于轩辕（史学界公认轩辕在今河南新郑）的黄帝一样，披上了遮蔽身体并能保暖的衣服。

“在龙川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有１０多处，其中较重要的还有佗城塔西村坑子里遗址。”邱立诚介绍。坑子里遗址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发现的鸡形壶、细把豆（一种容器）、圈足罐等陶器，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战国都有，时间跨度很长。

这种鸡形壶在粤东发现较多，除了在普宁后山遗址发现之外，粤东揭阳、五华、龙川、南澳、饶平、和平、连平、深圳也零星出土，华东上海、浙江地区也有发现。

“从发掘出来的这些器物看，体现了古龙川与华东存在一种文化上的联系。”邱立诚说。

连平大湖高栋遗址又是一个广东少见的遗址。专家介绍，就广东先秦历史而言，这一时期的遗址发现不多，尤其是以窑址遗存特征为典型的遗址更为少见，仅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潮汕地区发现一处。他们认为，这个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广东先秦考古学、岭南地区文明形态、制陶手工业及岭南岭北文化交流传播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同样，在和平三角山遗址，陆续发现“米字纹陶类型”文化遗存。米字纹陶战国中晚期越国贵族使用器具。

这些出土文物，反映了即使地处华夏边陲的岭南地区的河源大地，与岭北的吴越之地保持交往，间接地接触了中原文化，逐渐催生文化嫩芽，并在历史的风雨沧桑中汲取多方养分茁壮成长。

三省咽喉四州门户

谭元亨是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２月２３日，谭元亨来到龙川，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角度，对古龙川文化之谜进行了探究。

近年来，为研究客家文化，谭元亨到江西、福建实地考察后认为，如果说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西线在灵渠，那么，东边也同样有一条，这东线便在龙川以北江西南部，赣江注入鄱阳湖联结长江，余干则在湖的一侧，溯赣江而上，进入其支流贡水，往南则是贡水分支桃江，经信丰等与安远著名的古圩鹤子圩咫尺之遥，而鹤子圩则在定南水上，定南水又汇入了东江，这便顺流直下到龙川了。从余干、南康（信丰之西）经贝岭到龙川，主要是水路，一旦到了龙川，便可以作为中转站，大批物产便可以进入广东的腹地……其实，这条东线，在唐宋元明清年间，更成了交通的大动脉。

有人称在龙川发现了秦军几十万大军的下落，依据是在佗城拥有１３８个姓，４８个古祠堂，其实，这未必可作铁证，因为人的流动，在这２０００年间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古航道、古驿道的勾连与发现，才是最终的物证。

而赵佗镇守龙川，正是他既善战，又能和辑百越，向南、可稳定已控制的大片南越地区，向东，则可看住反复无常的闽越，这自是秦始皇的战略。

翻开中国地图，位于粤东北的河源市，正处于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两极——珠三角和长三角连接的部位，京九铁路、广梅汕铁路构成了华南地区最大的铁路编组站，广赣高速、粤赣高速在这里交汇。

打开谭其骧（１９１１－１９９２，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地理研究所主任）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２２２２年前秦始皇设的南海郡中，只有龙川、博罗、四会三个县名，郡治在番禺。而龙川，是最北面的县份，毫无疑义，它承担了南北交通枢纽的作用。

据《广东通志》载，龙川地境含广东东部大部分，以及福建的东南角部分，东至九连山，西至福建云宵、诏安等县，北接江西、福建地界，南临南海，有“当江赣之冲，为汀漳之障，则古三省（按，为粤闽赣）咽喉，四州门户”（嘉庆《龙川县志》），乃当时“水陆之要道”。

复旦大学教授钱林书也认为，赵佗在龙川县西南的东江西岸筑城（今佗城）为治所，交通方便是最重要的因素，可利用东江水道直达南海郡县治番禺，也可以通往整个东江流域。  

２０００年南北交通枢纽

专家考证，古龙川是吴越人南下的通路。龙川以北，是“南越船舶最北的航运终点之一”。并进一步推测，如果吴人的军事力量曾经进入岭南的说法能够成立，则是由江西寻乌循寻乌水南下经龙川到东江的通路，显然更为便捷。

汉代以降，龙川南北交通的枢纽的位置２０００多年来未变。清末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明统志》说“湖汉水”水系状况时提道：“又二百五十里，至广东县界，为东江。谚曰：‘赣江九十九条河，却有一条通博罗’，谓此水也。”该谚语流行于江西安远，是东江源头地。

唐末黄巢起义占据广州，镇海节度使高骈曾建议自大庾岭到广州击黄巢，北拒岭上以堵截黄巢，除使人“将兵五千于郴州守险”外，特别令“将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循州治所，便在龙川。宋末文天祥抗元在赣南失利后，即“收残兵奔循州，驻南岭”（事见《资治通鉴》、《新唐书》）。

清代中叶，佗城占漕运、盐务、河务三大政要之利。《嘉庆重修一统志·惠州府》载，龙川“为水陆舟车之会，闽粤商贾辐辏”。

许名桥《揭开２０００年岁月佗城的面纱》中评价道：“赣南、闽西、粤东、潮汕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有极强的互补性，龙川之路自古以来就是联接粤东、闽西、赣西的运输干线。龙川之路，曾直接影响和维系着整个客家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直到民国，老隆（龙川城关）也仍是交通枢纽，当年香港大营救中的文化名人，也大多经老隆转移到内地。老隆在这次历史文化事件中充当了文化转移的桥梁。

直至今天，建市２０周年的河源仍是粤东交通枢纽。

正是古龙川具有良好的自然、人文地理条件，才成为先民生息、文化萌动的沃土，才成为孕育岭南文化的重要关节点，才最终成为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