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弄清了秦军南下的东线，方可衫显龙川立县的重要意义。也只有弄清了秦军南下的东线，才能进一步确认龙川县在秦代的地域有多大。

古龙川包含江西部分地区，这是没有争议的，因为佗城离赣粤边界很近，而当时两地边界犬牙交错，与今天的边界不尽一致，所以，江西部分地区在龙川县内，也不足为奇。《龙川县志》中提道:“古龙川包括今龙川、兴宁、五华、河源、陆丰、海丰、连平、和平等县及平远、紫金、新丰、寻乌（江西）等县部分属地。”这也说得很清楚。

而当年的平远，是析江西安远，福建武平、上杭等县部分区域组成的，但这是明嘉靖年间的事，且平远也已不为龙川所辖。仅几年后，江西、福建划出的地方又还回去了，故不足为证。

江西寻乌则是没什么争议的。其实，上一节所引的民谚“赣州九十九条河，却有一条通博罗”，这“一条”讲的是定南水，这从河名中的“南”字便可得知。九十八条朝北，只有一条朝南，而这些均在赣州境内，也就排除了寻乌水。这证明寻乌水在龙川境内，不属赣州九十九条河之列。

可见，《龙川县志》所提到的龙川的范围，出现了重大的疏漏，它说的古龙川，显然不是秦代的古龙川，混淆了不少历史记录。

问题出在哪?

当今较为权威的《广东通史》中称:南海郡“下辖番禺、龙川、博罗、揭阳、四会五个县，治番禺”。而《岭南文化》中则称，南海郡“下辖番禺、四会、龙川、博罗四县”。两相比较，后者没有把揭阳算进去，而经史学家们考证，在《元和郡县图志》第三十四卷《岭南道一》中认定:“四会县，本秦旧县也，属桂林县。”查《四会县志》也得到证实，四会是汉代才划入南海郡的。可见，秦代南海郡中并无四会县。所以，秦南海郡，只辖龙川、博罗、番禺。只是人们一般把南海郡等同于广东，当年的广东当然包括四会，说广东秦代有四县，这自然没错，但将广东等同于南海郡，这便有误了。

那么，《岭南文化》排除了揭阳，原因何在?

即便在《龙川县志》中，秦代古龙川的地图上，也赫然标出了揭阳县。一般人认为这是准确的，所以县志行文中，如前所引，龙川境内没有包含揭阳县所辖范围，这远至与潮汕相接的福建漳浦、云霄、诏安等县。

的确，早在清初，菩名地理学家胡渭就在《禹贡锥指》卷十二中指出:“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下谓“南海者，涨海也。秦置南海郡治番禺，其下县揭阳，王莽改曰南海亭”。也就认为秦置有揭阳县。

不少学者对此存疑，如司徒尚纪就有:“秦在今广东首置郡县。南海郡下辖番禺、四会、龙川、博罗、揭阳五县”，他在“揭阳”后加了个括号“(一说建于汉）”。显然，这五县中，四会是搞错了，揭阳则没说准。

其实，他在文中也写道:

因为广东5县时有姓有名地方长官仅赵佗一人。至南越国灭亡时，才知道揭阳县令名定，”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定”。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曰：“定者，令之名也。”

也就是说，这时人们才知道揭阳县令名定。我们不妨再引用有关文献，《汉书. 闽粤列传》中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粵反，东粤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击南越相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南粵列传》 追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南底定，“粵揭阳令史定降汉， 为安道侯”。《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在“安道侯揭阳令”下曰:“以南越揭阳令闻汉兵至定降。”

为此，我们得知，揭阳令姓名为史定，且为南越国降臣。有书称，秦南海郡有名有姓的县令只有两位，一为赵佗，一为史定，这显然有误，因为秦立龙川县为公元前214年，史定降汉为公元前111年,前后差距有103年，这史定不至于活上103岁吧?比赵佗还命长?只能说，他是南越国任命的揭阳令。

也就是说，是在南越国93年间才置有揭阳县，此时已是秦亡之后了。秦置揭阳，没有确实证据，不足为信。

揭阳县自然是析出了龙川相当一部分区域，即当今广东韩江流域一带，相当于潮州、汕头、揭阳三市及梅州市东郊地区，还有福建省最南端的诏安、云霄、漳浦等县。这说明，龙川县在秦代，其东南部一直延伸到了福建省内。

可以说，解决了揭阳立县问题，也就能比较准确地认定秦置龙川县的原来范围。所以，不少粤东的县志，均有“本汉龙川县地语”而福建漳州府《古迹》绥安故城下亦日“汉揭阳县地，晋置”。如今的漳浦县则在绥安境内。

如今，唯有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才 正确标出秦代南海郡龙川县的正确范围。

龙川所辖之地这么广袤，亦可见龙川在军事、经济、文化上的地位及其辐射作用。

著名历史地理学者侯仁之院士说:“一个城市一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开始出现的时候，它就必须具备-一个足以满足它的发展要求的固定场所。因此，如果说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城市出现的决定因素，那么适当的城址就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

佗城的意义也就在此，这又反过来证明，秦军南下，龙川作为一个重要通道，当发挥怎样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