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上称，龙川乃“百粤首邑”。

固然，这“首邑”是指在百粤之地上第一个设县。然而，龙川称第一的，不仅仅是，也不应是设立县治这一时空上的界定。更要紧的，还是在文化上。

其实，“百粤首邑”亦包含着三重意义:“百粤”乃文化本原，建邑便是中原文化机制的引进，而顺首邑之东江直下，则为一碧万顷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上千帆竞发。

因此，2000多年人文鼎盛，于龙川而言，绝非虚言。

论宗教文化，这里可谓“佛道兼容”，源自本土的道教及东渡而来的佛教，相聚于青华观。青华观既是道观，也名灵山寺，是一间佛寺。其门口的对联颇有风味:

山势压龙川，形在地，影在天，怪石嵯峨，俨似神山海上;洞门开狮口，冬不寒，夏不暑，灵岩清静，居然仙洞人间。

人道中国文化为儒释道三教合一，儒学自非宗教，城中有文庙，为众学子所宗。凭此，可见龙川这一文化重地同样兼备。往前追溯，先秦时之霍龙，来此读书，与其后学宫（文庙）、书院、考棚……可谓一脉相承，乃儒家文化的印记;其后，晋代之际，南方道教的创始人葛洪，修炼罗浮，亦为龙川奇诡的山川所吸引，炼丹于霍山;及至唐开元年间，六祖惠能的弟子惠照及其弟子宝通大颠和尚，则常居罗浮、龙川……于是，书院遍城阙，道观逐山川，寺庙隐林间，龙川白有一番宗教景观。

文人墨客，也无不属意这片神奇的土地。

司马迁《史记》中，收有龙川第一任县令赵佗的《报文帝书》:“明哲炳于机先，故能逆变为顺”，写得有理有节，情动于衷。

唐韦昌明的《越王井记》，文中“龙之壤，则启自越王佗也”，从此，视岭南同为“龙的传人”……

及至名相牛僧孺、吴潜、李纲，闻名遐迩的韩愈与苏轼、苏辙兄弟，诗人杨万里、宋湘，以及“岭南三大家”之冠的屈大均……两千多年来，为龙川留下了多少文采飞扬、百代相传的经典诗文，正是这些文字，烘托起了龙川“文化之乡，昌明之域”的盛名。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那些在一部龙川人文历史上留下光辉足迹的仕人、诗人、学人，也就是这方水土上的仙人与龙人，是他们让龙川有更远大的未来，使其风光无限!

人文龙川，百粤首邑!

人世间，有起有落，有沉有浮，每每如日中天之际，偏偏会一落千丈。古往今来，这已经见识多了，前边所说的李纲如此，吴潜如此。

难的是，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候，你遭到挫折，没有遇到白眼，没被落井下石，反而有一只只伸来救援的手、一双双同情的眼、一声慨叹，让你不再沮丧，不曾孤独。能如此，夫复何求?

可世人见得多的是，对受挫者指指点点、坊间的流言蜚语……

然而，苏辙官场失意、被贬龙川时写下的诗句:

获罪清进世共憎，龙川父老尚相寻。
    直须便作乡关看，莫起天涯万里心。

读罢，心中一股暖流油然而生，旋即于全身周游。

从诗中，人们不难想象，流放、贬谪途中，他曾遭到多少白眼，又曾被多少人指斥、憎恶，不愿靠近，生怕与他搭上，会惹上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落难者，谁没有这样的遭遇?

然而到了龙川，龙川的父老不仅不嫌弃他，还时刻来拜访、来寻话、来谈心，一下子便化开了他一路上的心结，令他重新有了回到家乡的感觉，留下了就不走了，“莫起天涯万里心”。

这便是龙川的父老!

他们敬重的、珍惜的，是你的才华、你的英气、你的一切。无论你身在仕途的峰巅还是谷底，无论你被抛往深渊还是早地，无论你是身无分文还是一贫如洗，他们都看重你身上的书卷气、你的文学情、你因学识而构筑起的独立的人格精神，哪怕你被权势者踩在脚下，他们仍视你为巍巍高山。

山，是踩不倒的。

也许，这正是文学最大的功能，它不阿附权贵，更不匍匐在金钱脚下，永远对人世间的异化高高举起它的檄文。中国人敬重文人，珍惜字纸，要读书时还得完成焚香净手的仪式，道理也正在其中。而
这，正是龙川吸引那么多的文人的秘密所在。

这也是笔者愿在此着笔写龙川最大的理由——当我数十回在龙川出入之际，我也曾面临着低谷，有着屈辱与冤屈，可龙川从来不曾嫌弃我，一如既往地敬重着我及我手中之笔。

于是，我又一次来了，跟着苏辙的足迹来了。

直须便作乡关看，自有中华万里情。

龙川，是我在寻你，寻你的正气、你的文气、你的胆识与华章。贾似道被一锤打入粪坑，也应了其遗臭万年的归宿。其死所乃在福建漳州，而漳州知府赵介如是贾似道门客，当贾似道被押解过境，
竟设宴为其洗尘，这却提醒了郑虎臣，往前走至潮汕，贾氏的门徒会更多，此时不下手，往后机会不多了，这才当机立断，令贾似道一命呜呼。

这赵介如得知贾似道的死讯，不由得兔死狐悲，哭祭道:“呜呼，履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闽，死于虎臣。”

“履斋”是吴潜的号，吴潜是被王宗申所谋杀的，所谓“先生”，指的是贾似道。

十六个字，道出了二人死亡的真相。

但是，一忠一奸，一正一邪，却是不容混淆的，天理昭然。

循州，也就是龙川接受了吴潜，且将千年不倒的古寺、古塔命名为“正相”，可见爱憎分明，是非分明。

而贾似道，则远在千里之外，永远不得抵循州。

这也是龙川自古蕴藉的正气使然。

在赵佗之后，写有《越王井记》的韦昌明，也同样是一身正气的龙川人。

一如《越王井记》所云:“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怀百越杂处，而龙有中县之民四家。”韦便是其中“四家”的一家，另外三姓为任、赵、官，前三姓，为任嚣、赵佗亲属之后，为开发龙川，
赵佗亲自动员老家真定的赵系亲属过来，所以，这四姓是龙川最古老的氏族。

正是有中原遗风，韦氏后人方出类拔萃。

这韦昌明，是龙川的第一位进士，于唐长庆四年（824年）进士及第，历官校书郎、秘书监丞、御史、翰林学士。他不仅自小聪明好学，善诗为文，而且为人正直、耿介刚毅，所以，日后为官，更敢仗义执言，不惧权贵，以国事为重，以百姓为大。

韦昌明任职期间，正是唐代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纷扰之际。

针对当时的藩镇割据，两党斗了个你死我活。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主和，李宗闵为首的“李党”主战，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唐朝“国威不振”，“天下延颈俟相度”。长庆年间，河朔叛乱未平，徐州叛乱又起，旋而汴州告急，朝廷疲于应付。

而时任宰相李逢吉，众人皆知其“个性忌刻，险谲多疑”，不好说话，所以也没人敢进言。但担任校书郎的韦昌明实在看不下去了:朝廷之风不正，两党各自只顾自身利益，排斥异己，无视国家与民族
利益。于是，他斗胆冒死给难以捉摸的宰相李逢吉上书，要求两党不要为各自私利争斗不已，祸国殃民!应弃前嫌，“协恭和哀”，以国家为重。

旁人都为韦昌明捏一把汗，以为他这回不死也得脱身皮。幸亏李逢吉这回倒是认真地看了韦昌明的上书。他发现，这份上书不仅言辞恳切，忠心可鉴，而且文笔流畅，文采斐然，虽是直言，却无半点意气用事。内中，更无攻击个人的用心，也对自己个人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权衡再三，他觉得此人可用。于是，李逢吉不但没如人所料的恼羞成怒，反而对上书大加赞赏，并且开始重用韦昌明。而韦昌明也由此平步青云﹐直至翰林学士。而他在任上，秉公执法，为民请命，颇有政声。及至致仕回乡，更是体恤乡民，济困扶贫，有口皆碑。

在吴潜、文天祥之前，也有一位抗金名相，对龙川情有独钟。

他便是李纲。

李纲，字伯纪，是福建邵武人，他“自幼有大志”，“举动必于规矩法度”，自是儒家经典所化。他是政和五年（1116年）进士，授官承务郎，约10年后的宣和七年（1125年）初升任太常少卿和国史编修官。

他在任上时，正是国难当头之际。第二年，即靖康元年，刚过大年，金兵便声势浩大地渡过了黄河，吓得作为太上皇的宋徽宗连夜仓皇出逃，不仅如此，他还带走了2万多守城官兵以护驾，急得在位上的宋钦宗也惶惶不可终日，准备南逃了。

正在危难之际，李纲求见。宋钦宗接受了李纲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尚书右丞，即副宰相，留守在东京，继续统领军队抗击来势汹汹的金兵。

李纲不负重望，立即布下了严防死守的阵势，奋勇迎敌。当金兵兵临城下之际，李纲身先士卒，挡住了金兵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战况之惨烈，难以形诸笔端。

他更率领2000名的敢死队，死守在城下，沿江把敌军一只只抵达的船只拖到岸边砸了个稀巴烂，让金兵首尾不能相顾。在他的积极防御下，金兵一败再败，再也无力发动进攻了。李纲则欲乘胜追
击，把他们消灭，可软弱的宋皇帝，却接受了金兵的议和，割地自保。

汴梁保住了，但后患未除。金兵擅长玩弄议和的伎俩，以期再侵。又过去一年，李纲被贬，汴梁被攻陷，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北宋就此灭亡。

不甘亡国的康王赵构，移师应天府，即今南京，在此登位，为宋高宗，南宋就此肇始。高宗赵构为了顺应民意，举起了抗金的旗帜，即时起用当日在汴梁拒敌有功的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抗金兵。

然而，赵构只是虚晃一枪，旋即就要南下，偏安杭州。

李纲抗金壮志难酬，唯有请辞，高宗也就顺水推舟，贬他为文华殿大学士，远斥于海南。到海南两年之后，李纲方得命北返。

北返途中，李纲路过龙川，被龙川嵯峨的山、清浏的水所吸引，欣然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诗歌，既赞龙川山水之灵秀，又抒胸臆间的正气，并且在凤台书院讲学一个多月。他之所以如此依恋龙川的山山水水，是否想起了当日保卫汴京之役?他是如何呕心沥血、千方百计，令京城固若金汤，又如何囤积粮草、固守待援，解京城后顾之忧，更如何动员全城居民同心协力，及时堵住出现的缺口。尤其是金兵用火船顺流直下，对京城发动火攻，焚烧城楼时自己又如何沉着应战，用长钩钩住敌船，使其失去战斗力。

本来可以一举歼灭围城之敌，胜券在握之际，惧敌的钦宗却视此为求和的机会，以至签下了屈辱的条约，不仅答应把金国败兵安全送过黄河，而且还割去太原、中山（今定县）、河间三镇，每年供金国黄金500万两、白银5000万两、绵帛100万匹、牛羊1万头。

更无法让人咽下一口气的是，竟把打了胜仗的李纲给罢了相。

于是，才过一年，北宋终于灭亡了。如今的南宋，还是那么软弱、屈辱。李纲百般感慨，写下《循州道中作》，末句便是:

劳生往返何为者，归去躬耕负郭田。

一个腐败无能的朝廷，又怎么容得下爱国志士呢?

按先后次序，我们已列数了李纲、吴潜、文天祥等三位与龙川休戚与共的名相，而要列数正气在身、矢志报国的龙川人，还有很多———

宋代有一位尊至户部的高官王汝婪，是龙川城厢宜民坊人，天圣二年（1024年）中进士，先为潮州刺史，后迁工部尚书。治理潮州时，人称其“整治有方，兴草有序，政绩卓著，乃国之良才”，于是提升到了户部，与盐铁、度支共掌国家财政。由于其人为政清廉，政绩卓著，又升迁为工部尚书，从二品。李纲讲学的凤台书院，就是他致仕回乡后创办的，可见他对家乡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

还有一位被宋仁宗钦点的探花郎——罗恺，也是龙川人，于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他在治理吉安时，秉公办事，勤政爱民，一改官弊，绝不徇私，吉州百姓对他敬重有加。由于他做人磊落，决不阿谀权贵，在官场上三起三落，最后死于海州(今江苏）任上。他的墓志铭，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曾巩之弟、同科进士曾布所撰。

这股正气，自唐至宋，由宋及明，一直在龙川延续下来。最后得提一下的是明末的巫三祝。

巫三祝是龙川县田心下塔村人，明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及第，官至二品大员。进士及第之日，他便上书崇祯皇帝，“直陈阎阎疾苦，吁天剔弊”，—--列举官员横征暴敛，致使出现民不聊生的“恫心骇目”的悲惨状况。

崇祯皇帝一开始还是个励精图治、有志革除积弊的有为者，所兴土木，削减皇室开支，整顿吏治，建立完备的监察制度，并任命巫三祝为户部员外郎（正二品），以图中兴。只是此时国运已衰，巫三祝也无法力挽狂澜。

他唯有退守龙川，在霍山上建寨扎营，抗御清军。

明亡后，他晚年不仕，在霍山建采云书院，著书立说至终，坚守士大夫的气节。他高寿八十，留有《速园集》《咸有笺注》等书。

回首龙川两千年，英雄辈出，一如巫三祝诗云:

望岳熬峦千仞雄，飞花六出砌瑶穹。
    晓来拥起扶桑日，照耀寒光不禁红。

花分瓣叫“出”，雪花六角，故用“六出”为雪花的别名。“扶桑”是我国对日本的旧称，这里泛指东方。诗中的豪迈之气，不是一般人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