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在发展龙川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垦辟定规制”。秦朝前，越人刀耕火种，生产力水平低。平定岭南后，引进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尤其是铁器工具的使用，使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深耕细作得到推行。而赵佗，无疑是这些先进技术推广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原河源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市博物馆馆长黄东从1999年住紫金黄塘镇抢救发掘的东汉古墓中出土的陶鼎、陶屋等珍贵文物发现，两件陶犀是典型的客家先民住宅，内有小院，院内有几条小猪及猪槽模型，是农业大发展和丰收景象的反映，也是古龙川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忐，与赵佗任龙川县令时大力发展生产力密切相关。

龙川地下水丰富，赵佗令凿井以灌田。《全唐文·越井记》称，  “井围二丈，深五丈，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打井作为一项水利工程，而且是从北方引进的一项技术。司徒尚纪称：  “这恐怕是岭南打井的最早记录。”

中原移民的迁入，与越杂处，汉越通婚，为古龙川的开发注入了活力，活跃了经济，丰富了文化，启蒙了岭南文化，这是岭南划时代的变代的变革

“赵佗主要活动虽在越都番禺，但在此之前他作为龙川县令，积极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把龙川经营为东江流域一个先进地区并产生深远历史影响，其功不可没。”司徒尚纪在仔细研究赵佗经略龙川与东江流域早期开发后得出这个结论。

中山大学教授李吉奎认为，赵佗带来的人马，使岭南从原始氏族公社阶段飞跃为封建社会，可以说，龙川设县，其起点是很高的。中县人的移入，彻底改造了岭南。

南越王墓出土的越人操蛇托座、几何印纹硬陶器、陶响盒、波斯银盒，突出体现了中原文化、百越文化和海外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交流与融合，说明着今天岭南文化的多元性、兼容性与开放性，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