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川县出土了17件南越国陶器，与赵佗直接相关。”2008年2月，在龙川县建县2222年“客家古邑·人文龙川”理论研讨会上，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副主任、考古专家陈伟汉说。

“这批陶器，正是赵佗在龙川6年的历史物证。”陈伟汉断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龙川县博物馆征集了17件风格类似、年代相近的陶器文物。这些文物，大部分在佗城中学附近出土，另有几件分别出土于黄布镇、紫市镇。

这些陶器，有瓮、罐、碗及有盖小罐等，器身纹饰有水波纹、弦纹、米字纹等，纹样流畅自然，动感十足。

在广州，考古专家已挖掘出近干座南越国臣民的墓爹；在广西湘桂走廊的平乐县银山岭发现有百座秦到南越国时期戎边士卒的古墓，在这些墓葬中发现的陶器，其器形、纹饰、器身大小，都与龙川发现的这些陶器基本相同。

经过仔细对比，陈伟汉等专家确认，在佗城、黄布、紫市等几个地点发现的秦代陶器，是赵佗治龙川6年的历史物证，是目前龙川所见的最重要的和赵佗有直接关联的文物。

这些实物，与权威的史料记载及由来已久的与赵佗有关的众多古迹，共同向人们无声地述说着赵佗在古龙川的故事。

赵佗从中原南下驻足的第一站龙川，是赵佗的“兴王之地”，也是他开发岭南、播种中原文化的“试验田”。

在龙川，赵佗推行秦王朝的行政管理制度、传播中原文明，并在治理龙川经验的基础上，苦心经营疆域更大的南越国。张荣芳、黄淼章、陈伟汉等专家认为，赵佗使岭南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的分散的部落统治，跨过奴隶社会而直接进入文明发达的封建社会。

赵佗之治南越，大大推动了岭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快捷发展。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相继建立起夏、商、周等朝代，末期形成春秋战国时期，早巳进入青铜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