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时代变迁中，处于珠江流域的南越族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萌芽，在衣、食、住、行等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均对中华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贡献。古越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纤维织布的发明者：在饮食方面，古越族“饭稻羹鱼”，是栽种稻谷（早稻、水稻）的先行者；在居住方面，古越族是“干栏式”住房的创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族是舟船的初创者。

但是，与同一时期的先进的中原文明相比，岭南仍属“新造未集”的阶段，仍被中原人视为“断发纹身”不开化的南蛮之地。据考古资料证明，直到秦平定岭南前，这里还是处在一种原始的部落酋长世袭制阶段，只有部分地区进入阶级社会，但仍是不发达的奴隶社会。

秦始皇平定岭南后，岭南开始在赵佗的推动下进入封建社会。从赵佗之治龙川至赵佗卒年（汉武帝建元四年即公元前137年）止，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正是在这一时期接近或赶上了中原地区。广州南越国宫署御苑的建筑遗存、南越王墓出土的多种多样的随葬器物，无不反映出秦汉时期多区域文化交流融合形成的岭南文化的当时发展水平。

在政治上，沿袭秦在岭南实施的政治制度，实行郡国并行制，把深居深山密林的南越人，纳入南越国政权的郡县编民，实行统一管理；仿效汉朝制度，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并实施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确保政治上的有效控制和实际统治。

在军事上，仿效汉制，设立将军、左将军和校尉，又设步兵、舟兵和骑兵等兵种，对号称“带甲百万有余”的军队实行有效指挥和控制。

在经济上，推广中原先进技术，推广使用铁农具和耕牛，改变以前的“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耨”耕作方法，大量发展水稻、水果和畜牧业、渔业、制陶业、纺织业、造船业，并发展交通运输和商业外贸，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岭南地区汉唐时期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在文化上，  “以诗礼化其民”。首先是汉文字的使用，  “广东之文始尉佗”，出土文物发现不少汉字；广泛推行中原度量衡制；仿效中原礼仪与葬制；实行尊老政策；仿汉实行纪年。百越民族是一个能嗽善舞的民族，赵佗时期越舞和汉式舞并存。编钟、铜乐器和各式饰画、壁画等艺术形式也在这一时期于岭南得以传播。

在民族政策上，赵佗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提倡汉越通婚，尊重越人风俗，促进汉越融合和社会和睦发展，促进了南越族主体的汉化，南越族及其后裔自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这是赵佗除传播中原文化开启岭南文化源头之外，最受人称道的一项卓越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