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01-08 来源：
引录上面三种出版物，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质疑的。
1、据《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上册载，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古柏同志一行数人于1935年2月来龙，为避义会议结束不久，即使在当时通讯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到东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是有可能的，但从密报者王应湖的交待，古柏战友刘四周等人谈话中并未谈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并设法与古大存取得联系”等都是作者臆想推测，与事实不符。 “与国民党军队战斗百余次”， 纯属子乌虚有之事。
2、密报者王应湖，当年县公安局侦破该案卷中署明他是龙川县上坪区青化乡人，“二流出身”“一辈子都在家耕田”，并非青化“地下交通站长”，称他为发徒是不确切的。
3、围剿古柏的是龙川县警卫队驻上坪小队长黄居成、龙川县警卫队第二小队长黄卓所率的两个小队的瞥兵约50多人，并非“龙川县驻上坪的警察大队100多人”。“3人全部被打死”。古柏并非“带领20多人仓促应战突围"，据查当时案卷，去鸳鸯坑纸厂的红军战士才“十多个人，七八条枪";破案时，据上坪乡公所长王敏卿交代，他是于该天早上8点多钟到达略之现场的，他到达时已停火了，整个围刷事件仅个把伸头，“并非从清晨坚持到中午"。当时打死只有2人，并非“3人全部被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