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福添相识于初中三年级，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似是从某个中学插班到龙川一中的。1951 年秋，我们同时考进一中高中部。他性格温和，与同学相处得非常融治。我和他同住在一间大房子里。那是抗战时期中山大学部分院系撤退到佗城时，建在一中北山坡上的简易房。房子很不严实，冬天很冷。福添和大家一样穿得很单薄， 伙食质量也很差。同学们都是从家里拿来糙米和千菜，放在一个饭缽里，在学校的厨房里蒸，最奢侈的食品，不过是春节过后从家里拿来的半根腊肠。生活如此清苦，可是大家并不以为苦，个个都卖力地读书。在我的印象中，福添尤其用功，课余时间很少玩耍，总是手不释卷的样子。他的作文成绩很突出，常常得到语文老师邓先生的表扬。以《故乡为题的作文，最为出彩，获得在同学之间传周的殊荣。大家都很美慕他的文学才华，并为他热爱放乡的情思所感染。如同褊黍当初在作文中表白的那样，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故乡。他先是担任小学教师，而后在县委、县政府工作，由报道组长、办公室主任，一直做到县政协副主席。不过，不管做那一行，他都没有忘记写作。家乡的山水滋养着他，家乡的民情风俗熏染着他，使得他成长为乡土诗人、民间文艺家。早年他喜欢写山歌，如《长江文艺》这样有广泛影响的杂志都刊登过他那富有客家山区特色的新民教。他早年的作品大多收录在他的诗文集《龙川春色》里了。新旧世纪之交，福添致力于龙川地区历史文献的编撰和故乡民俗的研究，成绩斐然。比如，他参与主编了《古邑龙川》、《龙川人物录》、《当代龙川》等，独立完成了《龙川春色》、《龙川客家风情》等。他较长时间在主持《循州诗词》杂志的编辑工作,使得这块文艺小园地枝繁叶茂，诗意葱茏，博得许多诗词爱好者的喜爱。有一阵子，在河源文化界:兴起了讨论龙川古色佗城的历史地位的小热潮。有人对于佗城是赵佗所建的龙川县城的成说，提出质疑。楣添和多位龙川地方史家依据历史文献和文物古迹，写出多篇有说服力的文章反驳质疑，编辑出版《龙川首任县令越佗》，重新确认具有二千多年建城史的佗城作为龙川古邑首府的地位。在这场讨论中，福添的言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20年福添遵-批老同志嘱托，抱着重病将《中共川北革命斗争纪事》出版，200年2月9日溘然去世。福添远行了，他走得太匆忙,以致使得活着的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天地苍茫，何处去寻福添的踪迹?我不禁茫然、凄然!不过，当我粗略地回顾福添的写作成绩，我感到福添的足迹已经留在他的文字里了。在那一页一页的方块字里，有福添的汗水和心血在闪亮。作为一介书生，福添活在他的著述里了。我想龙川文化界，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