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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春末，忽接老友方少逸从香港寄来的信，要我即去香港办《大同报》。那时化伯年近古稀，我出发前仍托人来送行。他用康南海字体写了一幅字给我。他写的字龙飞风舞，写的是杜甫名诗《短歌行赠王郎司直》。后人评此诗瑰伟顿挫、跌宕飘忽，可谓空前绝后。我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想起此诗，翻开杜甫诗集，将该诗再朗读一遍: “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风白日动，鲸魚跋浪沧溟开。且脱剑佩休徘徊必。西得诸侯棹锦水，欲向何门趿珠履甲!仲宣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这首诗写王郎即将西行人蜀时杜甫写此诗赠给他，对他表示热切的期望与鼓励。化伯抄此诗赠给我，同样是对我表示热切的期望与鼓励。但是当时我对诗意不够理解，把它当作一般送别诗。如今再读，特别是读到最后两句时，始觉老人家爱我之深，情感之厚，突然泪花迷眼。可惜当时我对他的盛情感受不深，如今心中有愧。
1950年，李任公电令我从云南到北京民革工作，做任公秘书。1951年春夏间，化伯到北京参加基督教革新会，夫妇两人来到北京。我引领他们探访李任公。他和李任公本属老友，因而相见甚欢，无所不谈，化伯强调建设新社会一定要提拔青年，任公十分赞成。他顺便向化伯介绍我在民革的工作表现，化伯听后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