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原来归汉的诸侯王纷纷投降项羽;刘邦率残部狼狈逃到荥阳(今河南荣阳市西南);形势对刘邦很不利。这两年对汉来说，当然不是“中国初定”之年。楚汉战争在汉三年(公元前二○四年)发展为双方相持之局。当时,刘邦依靠肖何着力经营的关中,征集兵员、粮草补充前线,与楚军相拒于荥阳一带。刘邦为了扭转楚强汉弱的形势,在政治上争取与项羽有矛盾的英布,重用有军事才能的彭越韩信，团结内部力量;在军事上制定了一个正面坚持,敌后扰乱，侧翼牵制的对敌作战方针,并用计离间项羽集团。但是,这一年,楚在军事上对汉仍然占着暂时的优势。

项羽调动大军加紧进攻,两次攻占了荥阳、成皋,使刘邦一再受挫。刘邦为了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出兵宛、叶(今河南南阳、中牟县南)间,引诱楚军南下;派彭越攻占睢阳、外黄(今河南商丘南、杞县东北)等十七城,以牵制楚军继续西进。从双方力量对比看,汉政权在这年尚处于胜负未卜之中,仍不能说是'初定”之年。

汉四年(公元前二○三年)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汉政权的决定性转变。十月，汉军承项羽主力东调、回击彭越之机,对楚发起反攻,一手夺回了成皋。这时,汉大将韩信已经破魏、破赵,攻下三齐,占领了楚北面广大地区:“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四。至此，汉军完成了对楚的战略包围,并发起全面反击的攻势,大大削弱了项羽的力量。项羽腹背受敌,损失惨重,陷于进退两难,一筹莫展的境地,败局难以挽回。对于刘邦来说，只有到了这一年,才称得上是“中国初定”之年。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是赵佗自立为南越王之年。因为赵佗在“秦已破灭”之后,“击并桂林、象郡”，必然要进行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只是这个过程中籍未留下多少记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