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我在龙川县立一中初中毕业，8月考人座落于广州西村的省立一中高中部。我很喜欢这所学校，以为可满足自己的学习愿望。但当时日寇侵略，内战又烈。不久，我发现许多同学强烈的关心国家大事，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秘密传阅“禁书”，我的思想开始注意政治，积极参加同学间的抗日救国的讨论。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引起全校被国民党宪警包围三天中，我担任学生纠察队长，1月12日国民党宪兵占领学校时我化装逃出学校，学生下乡抗日宣传队于16日晨正要出发时，我被警察拘留在维新路国民党警察总局一天，经审讯后释放，多数同学还是按计划下乡宜传。经过“一二·九”斗争洗礼，许多同学识破了国民党卖国投降本质，把希望寄托在已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共产党和红军身上，拥护共产党北上抗日宣言。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开始秘密活动，我与同班同学李荣近(顺德人)商量分头寻找党的组织领导。我在广州的熟人不多，从龙川留穗同乡会会议上，我听张克明讲过话，在我心目中他思想比较进步，又是中山大学社会系学生，同著名进步教授何思敬接近，认为他可能是共产党或与共产党有联系，乃冒味地直接到他宿舍找他，我们虽不很熟悉，但他还是热情接待我，我信任他，直截了当向他提出我要找共产党问题，他说他不是共产党，也无办法找到共产党，他也信任我，说他已参加了蒋光面、蔡廷错将军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秘密的)，如我愿意参加他可介绍，我婉言谢绝了，他还送我一些进步 书籍，我很感激他。 我们还了解到中山大学学生中已有秘密组织----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中青")、力社和突进社活动，我同李荣近商量，既然进步学生自己组织秘密团体，我们也可组织起来，等待共产党来找我们，荣近赞成。我们商定我们的组织叫“锐进社”，是锐猛进步的意思，组织规则:一、阅读并宣传进步书刊，思想进步;二、反对国民党卖国投降，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三、对外保守秘密;四、吸收进步同学参加要有人介绍，讨论批准。先由同级同学李荣近、陈岱珊(台山人)、丘惠祥(惠阳人)和我组成。第一次成立会于4月一个星期天在学校运动场小门外召开的。在开展工作中，李荣近活动力较强， 在同学中有威信，年龄较大，同学们都尊称他为“近叔”。我们的活动果然引起校内的“中青”和刚成立的共产党党支部的注意。我们同进步学生教师有来往，但彼此不暴露组织面目，可能李荣近同“力社”成员有来往，所以他们误以为我们是“力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