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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37年4月回到龙川。我离开故乡好几年, 并不了解它的真实情况,我先回到我的家西和岭,那是一个有魏、谢、黄三姓的自然村,三姓之间彼此很少来往。我屋背靠大山,除了与附近二里路远的永和圩来往密切外,几乎与世隔绝,我在家觉得很安全。我父亲叫魏作梅,他继承祖业在永和圩开“顺兴栈”。我一回到家,就托人请父亲回来。他在大革命时曾组织永和农会,大革命失败后被通缉,离家避难3个月,对共产党和红军一向拥护,常骂蒋介石是“乌嘴将军,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因此政治上我比较信任他。他介绍家乡情况:我们乡叫隆泰乡,管大庙、小庙、莲塘布、白佛、大塘、旺基塘、兴隆屯等大村,乡政府设在小庙,乡长邹程九,有2个脱产乡丁,魏姓算大姓,我父亲被推选为不脱产副乡长;区政府设在铁场,区长是县派来的姓何的广府人,有几个副区长,其中一个就是永和圩广盛药材店的老板邹盘安,他有个胞弟叫邹泰安,是黄埔军校学生,于上海“一二·八”抗日时牺牲。他赞成抗日,对两党态度是中间派。当时各村都有民办小学,永和圩由我父亲牵头,也办了一间育英小学,由我父亲任校长,学生三四十人,绝大多数是魏姓儿童。永和圩有12间商店,除三家姓邹外,其余的都姓魏(其中一间是姓袁的租给姓魏的开),他们与我父亲相处很好。看来永和圩周围的政治环境是比较单纯的,没有国民党的组织,我决定就暂时落脚于永和圩。不久,我搬到育英学校住,在我父客栈吃饭。当时我体力未恢复,早晚都在附近山岗田野散步,白天他们上课时我就读书或找人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