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乐中学的学生经过1946年初学生会竞选活动，和受到昆明学生“一二·一”运动的影响，看透了 国民党反动派内战独裁的真面目。3月下旬，该县三青团部加紧筹备纪念“三·二九”青年节，组织反共游行。他们排斥平中学生参加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而且已在街上张贴反共标语，在纪念会场人口处悬挂三青团团徽;从而激起平中学生的义愤。学生们派代表去县三青团部交涉，又遭断然拒绝。大家火上加油，连夜自制标语、口号，并选出代表准备在开纪念会时上台演讲，把反共的集会游行变为反内战反独裁的集会游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难于说服学生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了。当时平乐支部在校的党员只有黄绍亮，他又是学生会负责人，如果他不参加这一斗争就会脱离群众。同时，如果我们不积极去领导，部分学生可能发生过激举动，给国民党以借机镇压的把柄。我再三考虑，决定要黄绍亮积极领导这场斗争。我当时任平乐中学训导主任，不便直接出面领导，开会和游行时，我和几位老师跟在学生队伍后边，以便了解情况，临机处置。开会时，平中学生的两位代表自动上台讲话，会场沸腾起来。游行时平中学生群情激昂，秩序井然，沿途呼喊的口号以反内战、反独裁、反迫害为内容(这是当时民盟公开的口号，但反映了我党的主张)，真的把国民党的反共集会游行变为反内战、反独裁、反迫害的集会游行。县三青团气急败坏，不机天就贴出街头壁报，攻击平中学生的正义言行。平中学生针锋相对，和他们展开了“街头论战”。后经国民党平乐县政府、县党部的头目商量，认为在街头论战下去，会给我们提供宣传阵地，有利于扩大我们的影响，便指使三青团停止公开论战。我们见目的已达到，也就适可而止。游行结束，愤怒的学生回校后把三青团区分部的牌子摘下来砸了。三青团区分郡的头目怕被人打，要我保护。我“安抚”他几句，并装腔作势地说砸牌子是不对的，使事情平息下来。事后国民党广西当局极力封锁消息，但平中学生会却以通讯的办法向全省各学校披露了“三·二九”游行的经过，并收到一些学校学生会发来的声授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