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文化供应社是我们开展进步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它在反内战反独裁斗争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疏散到昭平县时，我就与该社有密切关系。我知道该社常务董事陈劭先先生是我党的老朋友，就把该社作为重要的统战对象。日本投降后，文化供应社撤回桂林，由覃展任桂林店的经理，社内还有几个党员。覃展同志和陈劭先先生的关系搞得很好，真正做到“肝胆相照、互相信任”。当时陈劭先任国民党厂西省政府的顾问，他将每次参加桂系当局召开的会议的内容及时告诉覃展，这对我党掌握敌情，正确指导斗争，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有重要作用。覃展在陈劭先先生的支持下，使桂林文化供应社继承抗战期间积极开展进步文化活动的传统，仍以中间偏左面目出现，采取各种方式宣传马列主义和我党对时局的主张、政策。该社经销的书刊，左、中、右都有，以左中为主;自行出版《新道理》通俗半月刊，是一个面向广大群众的进步刊物，发行量约3000份，还以别的书名翻印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5000份。另外还办了一间秀峰书店，经销我党在国统区和香港秘密领导出版和公开出版的书刊:利用该社领导的建设印刷厂，印刷出版《民主星期刊》(桂林版)等进步书刊。在学校里的党组织和党员，都利用学生自治会或学生代表会的合法形式进行活动。当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必须与三青团争夺学生自治会或学生代表会的领导权。因日本投降后，各学校的三青团加紧活动，极力把持学生自治会，压制学生言论和行动的自由，为蒋介石的内战独裁的反动政策服务，引起进步师生的强烈不满。因而在各学校首先要同三青团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这一斗 争在桂林师范学院和省立平乐中学特别激烈。当时桂林师范学院的三青团分子曾派便衣密探、打手，对进步学生进行恐吓、起哄;平乐中学学生会竞选前，县三青团书记长要求亲自到学校谈话，并对学校和学生施加种种压力。但都无济于事，竞选结果，这两间学校学治会都为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所掌握。据我所知，当时凡有地下党活动的学校，在争夺学生会领导权时，三青团虽有国民党政府的金钱、物质与特务机关的支持，但斗争总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