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初的一天，上午 10时左右，我正在宿舍里看书，突然有人来找我。来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中等身材衣着朴素，象是中学教师。我问他找谁，他说找魏南金老师。我说我就是魏南金。他从容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边拿信边说是周国人写的。一听说周国人，我的心就放下了，开始我以为他是周匡人介绍给我的进步人士。打开信一看，令我愕然，原来是钱兴同志!我极力压抑着高兴的心情，同他紧紧地握手。正好隔壁的英语老师上课去了，我俩可以在房里谈话，但仍压低声音。我好奇地问他是怎样找到我的?他说从“三·二九”以来平乐的动态看，感觉到另有组织在这里活动，于是找张锡昌了解。张同钱兴有横的关系，便明确告诉他，广东党组织已派人来广西工作。钱要求张帮他接上关系，张介绍钱去找周匡人，周匡人便写介绍信给他来找我。我又问他的工作情况，他简要地介绍了“七·九”事件后，省工委转人农村坚持斗争的情况，并说明他曾去重庆南方局联系过，南方局指示组织问题要找方方解决。我了解他的情况后，对他长期坚持工作表示钦佩和赞赏，并向他说明上级要我来找他，急于与他取得联系。他急切地问方方(原南委书记)现在那里?能否找到他?我告诉他说:方方于1946年1月从延安回到广州，现在香港。我答应负责介绍他去广州找黄松坚再转找方方，给他写了介绍信，并给了他广州地下联络站的地点、符号。他接介绍信时，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我们谈话前后近一个小时，他乘英语老师未下课之机离开了我的房间，我也没有送他。他去后，我的心情久久没能平静，原来他就是钱兴。1985年至1937年我们同在广州参加学生运动，他在中大，我在省立一中，他是中大中国青年同盟的负责人之一，与我校的一些同学有联系，但和我不认识。半年多前，上级要我在广西找他，我没有信心，现在居然联系上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多么值得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