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7日发生“粤北省委事件”。第2天上午省委宣传部长黄康(省委负责与我们特委联系)到我们黄朗坝住址来，适我们出去了。他留下字条说“舅父因病住院”。下午我们回来，恰李守纯也来了。他有经验，一看就知道出了问题。我们3人(没有来得及通知袁鸿飞)商量对策，认为省委知道我们具体地址的只有黄康，现在他又离开了，暂不要动，待了解情况后再说，李马上就出去了。隔几天，李守纯又来黄朗坝，向我和周说:省委被破坏，李大林和饶卫华都被捕，省委其他同志都已安全转移，但李、饶被捕后情况不知道。从报纸上知道韶关市的警备司令发表谈话，说共产党组织已破获，已逮捕为首份子，还要继续搜捕(只记得意思，可查当时报纸)。当时我们分析，他们用意:一、制造舆论，公开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二、他们抓了李、饶后断了线，无法扩大破坏面，用“打草惊蛇”办法，使我们惊惶冒乱，便从中侦察，发现新线索。所以，我们决定采取“内紧外松”，一方面通知党员和组织做好应变措施，另方面外表上要镇定，不要妄动，要有计划调动，特别要稳定统战对象。之后，我和周都作了转移住地的准备工作。根据李的意见，我准备转移到马坝区。因此，我曾到马坝水口小学找到从南雄疏散来当教师的刘友聪，学校负责人是何国文的弟弟(不记得名字)，商定请我当教师，何时到任由我定。过了一段时间，我们3人又在黄朗坝我们住处碰头，分析认为:“后北”所属党组织和党员在“粤北事件”后，经过做工作比较稳定，没有什么意外事情，国民党阴谋落空了;李大林、饶卫华被“放出来”在韶关市走动，但他们看到熟悉的同志就故意避开，不给跟踪特务发现，说明他们还无意破坏党组织和出卖同志，但要通知党员如在韶关市偶然碰到他们不要打招呼，当作不认得。不过，为了安全起见，领导机关须作适当转移，决定我转移到马坝水口小学，周锦照转移到黄田坝他亲戚家里，并由我通知袁鸿飞回始兴县加强领导，他领导的党组织交李守纯另派人联系。会后，我们处理完一些事， 我和周锦照一起离开黄朗坝住所，在靠近五里亭处我们俩分手，他过河到黄田坝，我到东河坝李守纯住地，汇报我们机关转移情况，并研究今后工作和联系。我离开李处沿河岸向南走，在街口发现有人跟踪，我继续沿公路走，他紧跟不舍。我原想搭车到马坝，临时改为走路，手提简单行李，由公路向马坝走。他在曲江桥路口站了很久，看我走了很远才离开，我不经马坝，从公路半途转爬山直接到水口小学。以后我出韶关市也走这条路，一般不经马坝。自机关转移后，特委工作虽照常进行，但没有开会，采取个别接头联系和交换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