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松坚曾对我说过，找到钱兴后，我可考虑回到广东。和钱兴会面后，这个问题经常在我脑海里打转。6月下旬全面内战爆发，桂系当局加紧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广西的民主人士开始向香港转移。我暗下决心离开平乐，如上级还要我在广西工作，我也要离开平乐，设法转到桂西去，于是着手做准备。主要是布置好各地党组织的工作，并约好联络符号，以便上级派人来接管。为了能安全撤离，我以进为退，麻痹敌人，言行上一再表示不离开平中。新校长林绍昌刚受委任，人还在桂林就给我来信说要挽留我，我表示愿意协助好平中。8月初放暑假了。我借口学校还有些工作要做，经常同学生到街上东走西逛。经半个月观察，无人跟踪我，我所怀疑的军训教官也回家去了，我就将行李秘密转移到党 员罗清华家中。8月中旬的一天，我叫罗代买好去梧州的船票，并要他坐在船上，装出去梧州的样子。我约好了几个人在码头对面茶楼二楼喝茶，看若船上的动静。当轮船的汽笛响后，我匆匆向船上走去。可巧碰到本校教务主任王独透送客回来，他以为我也是去送人，毫不在意。我进了船舱，罗清华将船票交给我后，默默地走了，这时船也就开动了。当晚我到了梧州，马上转船往广州。我在广州很快就见到黄松坚同志，当时他已调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但仍代表上级与我联系。他带了两名助手，听了我的详细汇报，对我在广西工作作了很好的评价，对我因已暴露不能回广西工作感到惋惜。他第二次来看我时，对我说上级决定另派人去广西接我的工作，要我做详细的移交，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为已摆脱险境而高兴一方面对广西的工作特别是对跟我一起战斗的广西同志感到留恋。同年12月，在香港方方、尹林平召开的会议上，我同陈枫同志共一个小组，才知道是他去广西接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