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我在地下省委机关工作，冬季，同原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同志住在韶关火车站附近的半砖半木的房子里，当时他已完成省委改组，并正准备去“南委”接受新任务。1941年春节过后不久，2月初的一天早餐后，文彬同志要我跟他去东河坝走一趟，我俩迎着寒风，沿着浈江边往上走。平日活跃多话的文彬同志当时却沉默不语，我暗想一定有什么新的任务给我。到了东河坝的浮桥东端附近，停着一客艇，李大林同志(原是省委组织部长，时为粤北省委书记)一人在艇内等着，我们像熟客般打个招呼，就坐进去。 刚坐下，文彬问志严肃而庄重地对我说:“你的I作要调动，到南雄中心县委任书记。南雄是老革命根据地，又是省委机关的所在地，斗争复杂，任务艰巨，对广东党组织关系大，要认真干好。 今后你的组织关系交大林同志，由他布置和领导你的工作。”下达命令干脆利索。我一时像负重担，心情有些紧张。接着文彬同志以缓和的口气，对我在省委机关工作一年作了好的评价，并鼓励我。说完，文彬同志就离开。没有想到，这就是我俩的最后一别。接着李大林同志单独同我谈话。我与大林同志1939年就认识，在省委机关时，常有接触，我跟着同志们亲昵地叫他“舅父”。当时虽是单独谈话，我并不觉得陌生，他说话低沉，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才吐出来的样子，我不能记笔记，用心倾听，生怕漏了一句话。他首先从当年一月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说起，联系到南雄的斗争形势。他说: ....雄县是革命的老苏区，抗战初期还有自己的武装，广东、江西国民党特务都很重视南雄，自1939年开始，就不断在南雄搞破坏，不断恐吓、迫害进步人士，制造了莫雄县长被免职，古大存等同志撒出南雄，张震(南雄县城的一-位党 员)在国民党《大光报(民国二十九年九月)登报自首，逮捕在南雄中学读书的两位共产党员李卓光和梁女娜，并搜去他们记录的省委文件，现在国民党反共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今后南雄斗争将更加尖锐复杂，可能还会发生‘突然事件’。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必需保存、巩固、发展党的组织，才能坚持抗日统一战线， 才能坚持抗战胜利。为此，要转变南雄党组织的领导作风和斗争形式。例如: 1940 年秋天，南雄中心县委领导老区农民搞公开的减租减息运动，农民是得到了实惠。但张贴标语，召开大会动员的做法就暴露了力量，是不妥的。这就不利于“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今后不要这样摘了，而是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的形式，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提高警惕、防止突然袭击，一切都要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在巩固中求发展。”接着，他又简要地介绍了县委负责人陈英(又名鄢华，江西兴国人，老红军)、黎百松、熊河清(又名李大熊)、欧新、黄惠珍(女)等同志的情况，指示我去接任中心县委书记后，介绍陈英来省委另分配工作(后调东江纵队三支队任政治处主任，北撒山东后牺牲)、组织部长黎百松调省委机关工作，他的部长职务由欧新同志负责，其他暂不变。今后县委要加强区委、支部骨干教育、整顿巩固各区农村党支部;发展新区党组织，特别要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把失去的南雄中学阵地重新建立起来，逐步改变党员成份结构问题。除了上述县委本身工作外，中心县委还要负担两个任务:一是要想方设法保护省委机关(瑶坑村和交通站)和省委电台(在北山)的安全:二是负责江西赣南特委(当时归粤北省委领导)与粤北省委联系，保护他们干部来往与交通联络的安全。这些工作要由我直接负责。为了斗争需要，已打人国民党县党部任秘书的廖劲荪(梅县人)的党组织关系，由省委转我直接领导，要他负责情报工作。最后给我规定纪律，在南雄不得与任何人(包括父母)通讯，也不得带人去，只能我一个人去。在谈话中，除我有时提出问题外，只是恭听，最后表示坚决执行省委指示。谈话结束后，我告别李大林同志，仍回到张文彬住所。次日，我由韶关乘汽车到达南雄县城，按规定出宾阳门向左拐到省委交通站，找到站长朱明同志，当时黎百松同志新婚夫妇也住在那里。他们知道我是新来的中心县委书记，热情接待，由黎百松同志带我到县委所在地----古坑村，见到欧新同志，他安排我在农民党员家里食宿。黎百松与欧新交接工作后，仍回交通站，准备向省委报到接任领导省委电台工作，这样我自是走马上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