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4年秋至1937年夏在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后改广雅中学)读高中，这时正是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时期，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抗日救亡大游行，旋即席卷全国，把这个高潮推向顶峰。接着我所在学校也投入了运动，我参加了全过程。运动改变了广雅学生的精神面貌，也使我这个埋头读书的书呆子觉醒:“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献身抗日救亡工作，奔向革命大道。现在我想从个人亲身经历和体会，来说明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二·九"学生运动不是偶然事件，而是革命学生长期来对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不满和受新文化思想影响，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爆发出来的，是历史发展必然规律，它反过来又推动历史的前进。我于1934年8月考人省立一中(广雅)高中部，学校环境幽美，齐全的社会服务，高水平的教学质量，勤奋上进的学习作风，使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学习环境，是个理想的好学校，不要辜负青年时光，决心埋头读书，追求将来做个经济学家。当时学校高初中共有30个班，每班50人，一律男生，除星期日(包星期六晚)准外出外，其余时间都在广阔校园里活动，我家不在广州，我连星期日都很少外出，觉得在校内湖心亭里观赏荷花，在竹林里漫步，在湖边音乐亭听广播，在碧水如镜的游泳池游泳，在广阔运动场上打球，都过得很愉快，像我这样的同学不少。由于我不懂广州话，经过半年，我才在生活上和学习上适应了，从此，我发现广大同学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的，在专心致志完成自己学业外，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班里订的国民党报纸一 来就争若看。在那日寇魔爪从东北伸向华北，而内战又正烈时，为民族存亡担忧，于是各种信件都有:有的公开说效法希特勒，学习“我的奋斗”;有的赞成“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有的想学苏联社会主义也可救国，但在对共产党“宁可错杀百个，不要放过一个”的威慑下，谁也不敢公开说共产党和红军的好话，开始流传读“禁书”，就是书面改装，彼此信任的同学互相个别传阅，也不要问哪里来的。那时我看过“邓演达文集”(主要内容反蒋)及斯大林、托洛斯基些书，对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寄予同情心。总之，我在高中一年级那时，同学们都在思想上想国家出路，五花八门，各抒己见，基本不过问政治，我也是这样。但到二年级，即1935年下半年开始至1936年上半年，同学们思想开始觉悟，国民党与日本订立“何、梅协定，冀东自治，华北岌岌可危，而共产党已长征到达陕北，发表抗日宣言，对国民党失 去信心，在学校高三年级同学中有“中青”(中国青年同盟)活动，这时同学串连明显带有政治色彩，高三同学张鉴英(同乡)经常来找我，除传递一些地下新闻，还传来些“禁书"，并要我在班里串连思想进步的同学学习。我们班主任关海东(开平人，北大毕业生)讲授语文，他铅印李守常(李大钊烈士)的《青春》， 发给我们当课本讲解，他着力宣扬李的文章魅力，说他的妻子就是看了他的文章就爱上了他，讲解时既有感情又有理论，不少章节，背得烂熟，我们很受感动，对我的思想有很大启发，印象至今不忘。他一直受到全班同学尊敬。从我们班里同学来看，思想进步了，政治上也比较统一，都主张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国家才有出路。我想，其他班的同学思想也大致差不多，这就是为后来“一二·九"运动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