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居仁的文章在《少年先锋》上发表后，一些真正国民党左派青年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明白共青团组织的态度,对于黄居仁和共青团有了正确的认识。

但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离开广州后,广东地区的革命形势日趋复杂,中共广东区委认识到广州将发生“绝大冲突”，在1926年11月23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出:“广东现在是要经过一个新军阀统治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厉害些,他会压迫一些民众运动”，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做好应对准备。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沈宝同率广东区党、团代表团赴武汉参加中共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后，黄居仁和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穆青、赖玉润、刘尔崧等就开始做应变的各项准备工作。第一，做好开展秘密活动的准备，建立党和团的秘密机关、秘密联络站和交通员，每个党的部门和团组织机关,租比较隐蔽地方居住和办公。黄居仁以“管东渠”化名

为党所租的位于越秀区文明路75号至81号的楼房，只留少数同志办公，并且在周围布置暗哨,时刻准备转移。第二，秘密组织工人武装队伍,黄居仁和刘尔崧按照安排,秘密动员年轻力壮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0人一组,利用在香港所买武器，集中训练,集中住宿,随时准备战斗。第三，安排以前在广州市区经常和国民党打交道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离开广州，以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到农村工作。4月初，中共广东区委得知蒋介石召集李济深到上海召开反共会议消息后,即发布党内紧急指示，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农民自卫军，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并派党的负责人离开广州,到北江、西江、琼崖、潮梅地区和惠州地区领导武装暴动,中路地区的暴动由区委直接领导。并且确定在5月初为广东全省武装总暴动日期。黄居仁领导的共青团广东区委也通过秘密交通员,通知各地共青团组织和当地党组织联系，准备参加武装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