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强硬态度，将介白为掩饰自己的阴谋和使自己免于陷人被动,乂澳出一将)川期打黄盖的丑剧。宣布事件本身是个“误会”，并把“误会”的一切罪责推到“帝国主义走狗及奸人身上”,处分了制造事件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免去王柏龄二十师师长、陈肇英虎门要塞司令的职务，责令他们离开广州;免去吴铁城新编十七师师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职务，送虎门要塞监禁;对欧阳格、陈策、徐浮等事件参与者也进行了处分。这样,蒋介石就以领导者的超然身份，表面“公正”地处理了中山舰事件的肇事着。也公开对国民党老右派进行打击,通电全国,严词斥责西山会议派及其他右派分子等为“帝国主义之工具,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宣布西山会议派的二大会议为“非法行为”，“我们为党国计,大家都要群起而攻之,铲除障碍”，“要当他们是在党的罪人，是我们全体党员的仇敌。”此外,不仅以破坏省港大罢工为名逼走了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广州市长伍朝枢,还故意冷落国民党老右派胡汉民,拒绝了胡汉民向蒋介石提出的反共建议,迫使其灰溜溜地再度出走香港。实际上,这是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的鬼把戏。中共中央即决定，“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同时，决定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执行这一妥协政策。4月初，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到广州,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妥协政策,要求一致遵行。然而张国焘离开广州后，中共广东区委召开会议，陈延年、张太雷、恽代英、刘尔崧、黄居仁等区委执行委员根据当时广州地区实际情况一致决定，改变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一项新的政策,并且报告中共中央，其要点为: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并孤立蒋介石;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中共中央接到报告后,亦同意广东区委的新政策。但是,遭到刚刚回到广州的代表共产国际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强烈反对。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存在和活动，几乎没有决策自由,只有继续执行对蒋妥协、退让政策。但是,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张太雷、恽代英、刘尔崧、黄居仁等共产党人却对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经有清楚的认识,时刻保持着对蒋介石的革命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