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省港工人大罢工后，香港一直不景气，对我没有什么诱惑。自那次匆匆一游之后，数年之内，都没有去香港的念头。料想不到，从1935年始，又和香港打交道，竞把它当作抗日救亡活动的又一据点。
在这四五年内，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九·一八”事变，到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日军加紧侵略，南京政府的节节屈辱、求和,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秋。我们从中大附中直升大学的同学们正在读大学三年级了，得到中山大学的名教授何思敬、邓初民、肖隽英等人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不少人在狂热地学习马、恩的经典著作，找寻抗日救国的门径。“八"一宣言”提出全国团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使我们大开眼界，精神振奋，都感到不能坐而论道，要参加活动，参加战斗了。何思敬教授了解我们的思想意图，便介绍我与梅龚彬先生认识。

梅龚彬约我去香港，在香港一间小咖啡馆里跟何思敬和我一起谈话，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得益不小。从此，梅龚彬先生成为我一辈子的政治活动引路人。

梅龚彬那时是“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的宣传部长，他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以后，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露、蔡廷错等十九路军原班将领为基本，联合国民党民主派（包括中共党员）建立起来的组织。梅龚彬是其中的负实际任务的活动家。他那天谈话，主要是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说到“八一宣言”，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和作用，一再强调中共的统战政策不是假的，不是权宜之计，是真诚的重要的基本政策。他一再劝我学习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是重要，但是有关策略的著作，亦很重要。他劝我读一读《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解决认识革命阶级及组织力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