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之后，我开始跟香港梅龚彬接头，以后同多年同窗的同学方秉维（方少逸）常住香港。不久，何思敬教授在中山大学呆不住，漏夜跑到香港长住，方秉维与我先后参加了“大同盟”，在广州成立“大同盟”支部，出版秘密刊物。“在抗战旗帜之下”我去香港的机会就多了，首先是向梅龚彬报告广州学生运动的情况和工作情况，他总是详细地讲述政策和工作方法。他忙得很，虽然住在摩罗庙街，一早出来，到处联络，很晚才回家，天天如此。他那不事生产，专搞地下活动的职业革命家的形象，我非常崇拜，心中亦想做这样的革命家。

当时香港生活水平并不高，我每去一次香港，“大同盟”给五元港币交通费（港币与广州钞票同价)。计往返火车票两元，旅店一晚八角，一碟咖哩牛腩饭二角五分。我们做学生的，在经济上不用负担;在香港搞抗日活动的，香港政府不干涉;出入香港，来往自由，心理上没有什么恐惧感，没有政治压力，但对我有点特殊。我每次从九龙火车站，在尖沙咀过海时，总要受到摩罗差的摩身，不是查什么文件，而是看有什么走私的物品。因为我那时初学革命，以“皮鞋不亮，头发不光;衣着不整”来表示自己的进步，有“普罗”气，我最特出，常被摩身。一切重要的文件，大多由方秉维携带，因他西装革履，摩罗差对之倒有几分敬意。

香港有了“大同盟”，“南总”(何思敬主持的救国会华南总部)的抗日活动不断与广州的进步学生联系。有大同盟主办的《大众日报》、《民族战线》月刊，有南总主编的“存亡”不定期刊的宣传，及巴黎“救国时报”和共产国际的刊物传入，广州学生不断与香港方面的接头，交通又十分方便,所以香港与广州的关系非常密切、香港成了抗日救国活动的一个据点。

1937年，我们刚好大学毕业。要抗日，要救国，到最悲歌慷慨的战场上去，特别是高中飞奔社同学梁廷苑在对日作战的空战中壮烈牺牲，更激起为国捐躯的意念。我们不屑于找个小差事，找糊口的职业。杭战一开始，大同盟宣布解散，我们很徨彷，结果，我们还是去香港筹募药品、衣物送去前线。
`抗日战争激发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战斗意志，，都想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夫人梁定慧，中山县人，是同盟会成员，佛教徒，近五十岁了，她愿意组织战地服务团，这样我们一部分中山大学的同学以香港为据点,.抗日救国的工作干起来了，一贯做我们思想指导的就是梅龚彬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