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回龙川县田心屯老家过春节。好心的朋友告诉我说国民党县政府以我有异党活动嫌疑，通缉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我只得离家远走了。先到韶关与中大服务团的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能回到香港去。

这次远行，一开始兆头不好。先由龙川搭郑庐的货车去韶关，车到牛背脊半山，天色已晚，再走几公里便可吃饭住宿。不料路滑塞车，在半山上饥寒交迫，挨了一夜。到了韶关一打听，政治空气很不好。中大服务团的活动亦受到限制，都劝我还是先回香港为好。

这时，我身上没有什么钱，当时去香港要绕道汕头，转船去香港。这旅费我可以应付，邹鲁校长有位堂侄及妻子三人亦要回香港，便说，何必走那条远路，不如乘北江小船直下芦苞，经过敌占区广州，五日可到香港，他沿途有亲戚掩护，万无一失。当时跟我一起同行的还有同乡陈丽川(陈丽川)。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派回广东要找地下党的关系。那时政治逆流愈来愈凶，他说和我一起到香港或许好找些，因此，在芦苞买一居民证和防疫针证，很顺利地到了广州。一到广州就访问一些中大同学，谈谈广州敌人占领后的情况。第二天，马路上检查行人，是否打了防疫针，我的假证被识破了，日本宪兵把我拉在一旁，接着就是把一群被拉的人送去做苦工。日本宪兵叱呵挥鞭，叫我们搬这扛那，我心中很急，待他稍不注意，一溜钻进人群里，马上上茶楼一转，在侧门溜走了。

在大学时代有位日语教师张某某，据说为日伪政权开干部训练班。我一时的好奇心，想去看看他，以便必要时，得到他的保护。他一见我，愕然，便说;你怎么现在才来，若早些时，放你做个县长不成问题。我说不干政治了，我现在做生意，我便把如何与邹鲁夫人梁定慧合做生意胡谄一通，张某某是大埔人，与邹鲁同乡。他说有一位日本人亦在做电器生意，希望我和他谈，我同意，约定明日中午见面。我马上回到住处，告诉陈丽川，次日一早搭船先到澳门转到香港。到了香港首先找到大同盟的同志郭布谷(荫堂)，他正住在湾仔一小房间里，由张圣才出钱，筹办一个不定期刊物，他说以后可为他帮忙。可是那小房间，不能留我过夜，他托一位朋友帮忙。那朋友很热心，带我到一间小学课堂上过夜。晚上到课堂里把桌拼起来做床，一早，桌子复原，我就离开。吃饭问题，好解决，一顿二角挺够了，一个面包才五分钱。这样几天过去了，方秉维当时在九龙山林道与梅龚彬、陈此生、杨东荪住在一起。方秉维说，首先解决住的问题，于是我和他就在佐顿道找到一间“吉屋”出租的小房，约五平方米，一床一桌，每月20元。房子定下来了，吃饭问题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