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去弥顿道南洋商报驻港办事处一看，奇怪，大门敞开，傅子祯家人走了，楼中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我抽屉里的一包香烟也没有了，我两枝派克笔还在，把派克笔插上，就离开我这安乐窝了!

日军未进九龙这几天，九龙乱得很，陈此生、杨东范等上层文化人都纷纷要到香港去，陈此生要我住在他的家里，给他们看房子，厨房食品任用。我说我已住在陈曼云家了，相距不远，我可以常常去看看，他便把钥匙交给我，请我随时关照。

日军进入九龙前几天，暴徒搜家闹得越来越凶，彻夜成群结伙闯入人家抢拿东西。每天早上，马路上扔满了报章书籍、杂物、拉圾。我去看了千家驹，他一家五口，还算无事。不过，已被抢劫过了,只拿去一点细软，损失不大。他说他存有大量粮食，我可随时去吃饭。

我在陈家住下，首先把小院里的水井换水一次，万一自来水断水，解决饮水问题。接着就是在晚上把蔡楚生的日记、文章埋在户后的草坪中，又把他拍下保存的外景胶卷，随意理一部分，扔一部分，把思想进步的书刊，扔到离家较远的街道上，总之，做到安全，没有什么疑迹为止。

香港政府没有和日军怎么交火，很快就在扯旗山竖白旗投降。在投降前几天，有时有炮弹落到市区，港九日夜到处混乱得很，夜间抢劫更凶，日军进入市区后，才寂然无声。

码头围道的日军是半夜时分来到的。一小队人在窗外说话、我当然不敢从窗往外看。天一亮，日本军人敲门，敲了很久，我开了门，有一个像头人的样子，指他的口，意思说要点水喝喝。我让他进来，给了他一瓶开水，他在屋里看了一看就走了。以后，他们分散到楼上找主人离开了的空房间。到晚上，一片楼房死般的沉寂，谁亦不敢出声。据说，日军侵占港九的军团是日本军团中纪律最好的部队。但从昨夜那保姆的哀呼声，日本骑兵纠察队的马蹄声，日军沿街站岗的凶恶形象，寒冬的沉寂，这一切都足以令人产生恐怖感。

过了几天，稍为和缓一些了，街上有了行人，市场上可以买点东西了，.主要是食品，可是责得很，而衣物之类，价钱最贱。

我到陈此生、杨东范住所一看，大门敞开。进去一看，东西很凌乱。陈此生新买的一部鲁迅全集，都很齐整，据邻居说，日本军官曾在这里住过几天。室内还留下杨东苑的一个樟木箱，几件衣物，我把樟木箱搬到陈曼云家保存起来。

那时粮食很紧张，流行一种所谓“神仙饭”的做法，即在稀粥里加点矶，使稀饭凝结成块，这是骗肚子的，不能解决问题。我只好打游击，有时到千家驹家吃一顿饱。有一次吃过饭后，千家驹邀我作伴一齐到街上看看，我们走到白俄太太那里，她看我，胸前划十字架，说家里没有什么事。这里街边摆满了地摊。有一个修钟表的，小桌上摆着小工具。千家驹说，自那晚被劫之后，表走得不准，就顺便叫修表的打开看看。正在修理时，忽然，日本宪兵来了，摆地摊的卷起东西，纷纷逃跑,修表的亦急忙忙地收拾东西。发现丢了一件小零件，我们三人老找也找不见，千家驹说，找不到就算了，赶快跑。他还说，这是一个教训，还是少外出，赶快离开香港为好。

我在香港度过两个圣诞节，那是水兵的世界，喝得酩酊大醉，到处胡闹生事。这次圣诞节不同了，日军把神父们集中一起，叫他们在街上游行，全港寂然，听不到好消息，保光荣的歌声了，港九与外间切断了联系，成了死港，人心惶惶，非常紧张。日军要疏散人口，要居民到内地去，这正是我的希望。过了一个冷淡的春节，我和两位中大服务团的战友以及蒋光需先生的家人，回内地了。正在走出九龙境界时，已是黄昏时刻，日军飞机向我们一群疏散者俯冲低飞，我们又是一场虚惊，就这样离开香港!

香港沦陷时，就流行一个说法，说有人给香港算命，因为英国强占香港时是1840年，到1941年正好100周年。英政府在香港气数已尽，该遭灾难，这是劫数难逃。唉!我是逃避被通缉，才跑去香港的。现在又从香港跑回故乡，不到两星期，就被抓去坐牢.了，不知这算不算劫数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