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四年，1946年春，广州方少逸（即方秉维)来信，说陈树渠在香港办《大同报》，要我马上赴香港，十万火急，事不宜迟。我立即辞了金安中学的教职，别离家乡，只身又到久别的香港。

这次在香港与上次情况不同，食宿问题较好解决，还是在陈曼云家里借住下来，我在农村里住惯了，穿着一套蓝布的中山装，土里土气。老友李健行说该打扮一番，西装革履了，送我50元制装，按当时的物价，足够应付。又去《华商报〉看饶彰风，说我来得正好，先把生活安顿下来，他介绍我去新创办的培侨中学兼课。

陈树渠是陈维周的次子，陈济棠的亲侄。他是我们高中飞奔社的同班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数年。他认为蒋介石南京政府腐败已极，非垮不可，便去重庆与民社党的领导人联系。他本来打算与民社党联合办报，后经民联领导人谭平山、.陈铭枢、朱蕴山、郭眷涛的劝阻，便参加民联,负责南方工作，以粤港澳为基地，组织民联粤港澳总分会，出版报刊。

本来就是老同学，一见面非常高兴。我们谈及大同报的事，他说房子已在荷里活道买下来了，机器亦买来了，但一时办报，还不容易，可先办杂志，命名《民潮》。

这样，《民潮》的工作，从立案、写稿、编辑、印刷、发行，一切由我一个包办。

但亦闹个小笑话。陈树渠以三千元押金向港府立案，取得登记证。问谁是督印人，我们以为督印者，就普通搞业务工作的。陈树渠让我做督印人，他任总编辑，结果是“伙计变老板，老板变伙计”。

民潮创办以后，因为是陈树渠这样背景的人物办的，影响还好。以后，中山大学服务团的领导人之一冯伯恒到了香港，我亦就索性和他住在霄箕湾陈树渠继园家里。不久，朱蕴山亦来到香港，征得陈维周的同意，亦住在继园。朱蕴山一在继园住下，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如周新民、李相符、陈其缓，还有尹林平、连贯等都来继园会晤，民潮的稿源亦更扩大了。邓初民、陈铭枢、司马文森、孟宪章、饶彰风、胡希明、黄谷柳、徐舜英等都写文章，《华商报》则利用它的发行网，把“民潮”推销到南洋、新加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