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以后，茶馆兼赌场兼烟馆的这个地方，来人更多，人声噪杂，司令知道我不抽大烟，劝我赌二手，我婉辞身体不适，早睡了。

次日一早，司令送行前，仍说了一大套的建军计划，又说某地还有一伙兄弟可以联系等等，但主要说的还是经赀问题。我说回去商量之后，再来探讨。再回广州，我兴致索然，不想看了。向导极力怂恿我，说石龙还有一伙，可顺路看看，既然顺路，只好一行。

从广州乘火车到石龙下来，再走十多里路，就到目的地。

那是一个乡村的破庙。住在那里的是一位年约四十岁的汉子，衣冠不整，屋里除了一张旧床之外，没有什么家具。苍蝇很多，在头上乱飞，寒暄以后，那人很高兴，说早就希望老长官来提挈了，吃饭时，他右手拿筷子,左手举杯祝酒说:“请，单手，失礼"，一面又挥手驱苍蝇。

他告诉我，他已联络了好几伙人，他们不是集中在一起的，要做一单“生意”，才集中一下。又说，前几天因为没有配合，有一单“生意”，没有到了。他和向导说得很起劲，我听不十分清楚，最后的意思是清楚的，现在有人有枪，要集中训练，就得有大笔钱。

我回到香港与向导分手，互不交换地址。我把实际情况告诉陈树渠，他还不死心。以后还是冯伯恒劝驵他，说他是千金之子，不要玩火，万一被这些人“绑票”、“吊参”，就后悔莫及了。

搞政治要搞武装，当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有些人是有这想法的。当时，“周末报”的负责人胡希明有过这样的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要成佛，先拿屠刀”，这对想搞武装的人确是讽刺。

这段时期的工作，对我有好处，正因为我搞了“民潮”，有了些经验，民革中央叫我为文汇报的创办，做些准备工作。正因为我与这些“大天二”有过交往，所以民革中央派我去云南，与建水的土匪白小七进行联系。
1947年下半年，陈树渠热中于做生意，忽然对民主活动冷了，连“民潮”亦停办了。亦不参加“民革”了。我们就分别离开继园，搬到坚尼地道52号去———即后来的“民革”总部的地方。

1948年元旦成立“民革”之前的几个月，民主派人士陆续到港，1947年11月12日在坚尼地道52号召开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大会之后，工作忙起来了，组织工作，人事安排，大会各种文件，分头起草。

在起草文件中，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党的名称问题，有主张不用国民党三个字，另取党名，有主张学“联共(布)”的办法，用“国民党（民主派)”的，最后定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说清楚道理之后，大家赞成。二是革命的领导思想问题。宣言有这么一句话:“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之领导政党。”有人认为这是败笔，经过说服协商把问题解决。

1948年元旦，民革成立那天，人数不多（现在保留有签名的红绸)，但各方面的人物都有代表了。那是半公开的集会，不像今天的一般大会形式，电视、录像、照相一大套的纪念片。那时，只在散会时，由蔡廷错公子蔡绍昌负责照的一个合影。以后就发现只保留了两张，香港友人一张，大陆只有我保存一张。以后出版物所登的照片都是由我这张照片翻拍出去的。